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6篇

发布时间:2022-07-27 12:05:02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6篇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1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2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3

　　冯平被捕第二天，澄迈县金江墟到处张贴布告，醒目的黑体大字“共匪头冯平被擒”贴满金江城，白色恐怖的消息四处散播。这一天，正是金江墟日，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里八乡赶来，冯平被捕的布告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和同情心。

　　老百姓在低声传说“冯平今日要押来金江。”11点多钟，小道消息传来，人们涌向河边，看着对面河岸，金江的水滔滔长流，只见对岸四个国民党兵抬着一个绑在交椅上的青年上船，船越来越近，有人喊：“冯平来了！”原来是国民党军副团长陈国勋及士兵护船过河，冯平上岸，只见交椅两旁绑两根竹，四个“白军”抬着。

　　老百姓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看望自己的红军司令，受伤的冯平此刻被绑在椅上，面无惧色，脸上流露出激动的神情，对前来围观的数千名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父老兄弟们！感谢大家来看我冯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冯平的慷慨激昂，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立即感染了在场的百姓。

　　在国民党军刀枪的前后“护送”下，伤痕累累的冯平进入“绅士局”的大院里，由一个连的敌军日夜看守着。国民党没有立即杀掉冯平，企图通过劝降和允诺，让冯平“投诚”和叛变。

　　蔡廷锴劝降宁死不屈，澄迈县国民党县长王光玮是冯平中学时期的同学。他受上峰指令，到“绅士局”来劝说冯平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归顺国民党。冯平揭露敌人诱降的阴谋，宣传共产党主张，把王光玮驳得抬不起头来。冯平说：“王光玮，你还记得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王光玮点点头，含羞而去。

　　冯平被捕消息传来，我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冯平。开始，估计敌人会把冯平送去海口，于是，组织了二三千人，带着长矛、钩刀、大刀等武器，在黄竹、白莲一带的甘蔗园路旁山林里埋伏，等押送冯平路过时，冲出来劫走。这些人中，还特别挑选了二三十个年青力壮的人，准备一劫到冯平就抬走。但是，等了好多天没有动静。

　　蔡廷锴也担心从澄迈押送冯平去海口可能会出事，便到澄迈来亲自审问冯平。

　　他劝说冯平：“你如改变信仰，可以到省里当官。”

　　冯平答：“要我不信共产主义，比太阳从西边上来还难。”

　　蔡廷锴说：“共产党杀人放火。你为什么要当共产党?”

　　冯平说：“杀人放火的是你们，不是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为全人类谋利益的，富人恨她，穷人爱她，我就是喜欢共产主义。”

　　蔡廷锴说：“你是苏联留学生，有学问，又年轻，回头是岸。”

　　冯平说：“我为革命生，也为革命死，你何必白费心机。”

　　蔡廷锴多次审问，但冯平宁死不屈、昂首以对。蔡廷锴问多了，冯平只重复一句：“我个人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请便吧。”

　　1928年7月4日上午11时，冯平和他的亲密战友符节，被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押送到刑场。两个战友高唱《国际歌》，向沿途成百上千的人民群众频频点头告别。行刑时，冯平和符节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冯平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冯平牺牲以后，他的战友冯白驹等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战胜艰难险阻，坚持孤岛奋战。冯白驹对战友们说，冯平同志牺牲了，但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他号召全体革命战士向冯平学习，把革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4

　　共和国大将王树声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族，小时候还考上了“洋秀才”。这么一个具有“高富帅”光环的青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带领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如何做到一呼百应的呢?

　　其实，王树声在领导农民运动初期，并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他的出身和背景，让农民们缺乏信任感，“他们这些富贵人家子弟，真能跟地主老财斗吗?”

　　弄清内情后，王树声立刻向农会会员们宣布，“我们既然参加了共产党，发誓消灭压迫和剥削，就绝不跟土豪劣绅站在一起！从此，我王家的地不再收租收息。”

　　王树声说到做到，当众向租种王氏家族田地的佃户们退押，焚烧了地契借约。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农会领导人也起来效仿。随之，麻城县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农民们准备大干一场时，当地一个农会却被恶霸丁枕鱼派人给砸了，还打伤了多名农会会员，并口出狂言：谁敢造地主的反，就拿刀杀谁的头。

　　听到这个消息，区农会委员立即召开会议。委员们对丁枕鱼的罪行义愤填膺，可在讨论处置方案时，却都不吭声了。

　　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王树声满头大汗地从外乡赶了回来。他一进屋劈头就问：“怎么还不去抓丁枕鱼?个个都像泥巴人似的呆在这里。”

　　大伙默不作声。

　　王树声火了：“你们怕斗不过丁枕鱼?”

　　这时，他的好友廖荣坤吞吞吐吐地说：“国伢哥，这丁四老爷不是别的地主，他是你奶奶的亲兄弟呀……”

　　“就为这！”王树声哈哈大笑起来，“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农会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农会，我们就跟谁斗！亲娘老子也一样。”说罢，他一挥手，道:“走，找丁枕鱼算账去。”

　　于是，为非作歹的劣绅丁枕鱼被打倒了。王树声大义灭亲的义举，大大震慑了土豪劣绅，使他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5

　　1918年，正在北洋大学读书的张太雷，为了使独居的母亲有个照应，遵从母命，利用暑假返乡与陆静华结婚。陆静华出身贫寒，父母早逝，依靠叔父抚养教育，她为人厚道，性格温柔、随和，巧的是同太雷同年同月出生。成婚后，租住在南门外子和里三号。张太雷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团聚，平时由陆静华照料母亲薛氏。

　　1921年春，张太雷派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因时间紧迫，来不及回家告别，只好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家信寄给妻子陆静华。把他对母亲和爱妻的思念之情、他对革命的抱负和对今后的期望，全都在这封信中倾诉出来。信中说：“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这“高深学问”自然是指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苏俄去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在当时反动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不能在信中明说，只好含糊其词，让妻子去领悟。太雷知道正直善良的母亲和妻子是最蔑视那些吃喝嫖赌娶妾做坏事的富人子弟。认为从这个问题说起，他们要容易理解些，所以太雷在信中说：“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

　　“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象那些做官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信中的这些话，充分说明了他干革命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要做一个有高深学问有高尚道德的人。信中还用了很长的篇幅，详细而具体地要求妻子用心学习文化知识，多看书报杂志，学习刺绣和图画，学好了就可以自主，比较那种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

　　在信中他充满深情地说：“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啊！”张太雷对母亲十分孝顺，在信中特别关照妻子要妥善安排好家庭的经济生活，“母亲年老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我们现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封家信，充满了一个革命者对亲人的真挚感情。为了革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怀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深深眷恋，毅然踏上了前途莫测的艰险征程，去谋将来的永远幸福。

　　这封家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请简述一位党史事迹人物故事篇6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

　　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