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论“初心”
本“革心”“革新”精神求“自觉”“自决” 《觉悟》的主旨同内容，经几次的毁改，现在的结果是：要本我们“觉悟”社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周恩来 《“觉悟”的宣言》（1919年12月29日）
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
——周恩来 《致陈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
根本问题在平民身上 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故弟于此间留学界，闻其精研科学，身入工场实习技艺，甚抱为乐观。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
——周恩来 《致陈式周信》（1921年2月23日）
共产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 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梏械;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
——周恩来 《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16日）
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
——周恩来 《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16日）
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 革命事业本是要经长期努力、长期奋斗才能保住成效的。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
——周恩来 《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1922年12月15日）
專家解读：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早期领导人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与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从建党初期起，他就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领导力量，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和革命军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作出重要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提出“共产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的思想
周恩来出生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正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险的关头。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随同三堂伯周贻赓来到东北。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15万沙俄军队越过边境，强行占领东北的几乎全部主要城市，并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们拒不撤兵，从而激起了席卷中国各地的拒俄运动。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又以中国东北为战场，进行了为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战争，使东北人民在外国军队的炮火和硝烟下遭受深重的灾难。战争的结果，东北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为日本和沙俄的势力范围。周恩来来到东北那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使东北人民感到惊心动魄、寝食难安。这一切，给少年周恩来带来异常强烈的刺激。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怎样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屈辱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周恩来在回顾自己青少年的历程时曾说：我自己和大家一样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感言》，认为中国要图富强，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这是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1913年，周恩来随周贻赓来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面对英国武装入侵我国西藏的严峻形势，周恩来认真阅读爱国进步报刊，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观点，对周恩来产生过巨大的吸引力。他也相信过“贤人政治”，认为执政者能够“崇尚教育”“振兴实业”，国家不难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他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夫有非常之时势，然后有非常之英雄。有非常之英雄，然后建非常之功业。人有非常之功业，而名以立。国有非常之功业，而邦以兴。”此文分析很有见地，但是在那个时代，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是不可能出现所谓“贤人”的，近代以来从洪秀全到孙中山的失败就是鲜明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