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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论析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某种意识形态基于其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所产生的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力。“话语权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导权的实现方式”[1]，是某种意识形态生命力、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鲜明标志。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的基本要求，亦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介入现实生活并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剧烈的影响。“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2]智能时代的来临及人工智能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既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政治空间与思想文化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助力意识形态建设，但同时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带来
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理性考量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的风险，深入研究其应对之道，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逻辑及其话语变革 虽然学界对智能时代的基本内涵仍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智能时代之所以称之为智能时代，就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智能社会逐渐形成。换言之，人工智能技术是解锁智能时代的“钥匙”。
人工智能是以计算机和大数据为基础的一种技术，它通过不断感知、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从而逐渐具备类似人的感知、思考和决策能力，在此基础上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并不断延伸、拓展人的智能。[3]相较于以往的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依托大数据的输入，自行完成模型的模拟和构建，进而进行机器学习。[4]也就是说，大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运作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养”。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生物智能系统与机器智能系统的深度耦合，通过算法机制的嵌入与运行，人与智能机器之间的深度交互协作得以实现。人工智能能够聚焦于用户个体，利用其强大的数据收
集和计算分析机器学习系统，进而定制出与之相匹配的个性化服务。[5]同时，用户对于个性化定制和推荐服务的主观评价、行动体验、价值偏好，也能依托于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技术实时反馈给定制系统，从而推动个性化定制不断更新迭代。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上述鲜明特征，能够使其延伸、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带动各领域实现深刻地变革，塑造独具特质的智能时代。智能时代的来临，重构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度影响，使意识形态领域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一是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人机协同”模式日益凸显。在智能时代之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任务主要由“意识形态家”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6]（P551）“意识形态家”一般是受过良好教育和理论训练的特殊阶层，他们可以把某阶级的利益诉求进行提炼、概括和升华，以形成特定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为该阶级的统治秩序提供合理性论证和合法性辩护。可见，意识形态的话
语生产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职业性。然而，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的话语生产主体不断拓展延伸，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门槛也大为降低。当前，以智能算法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写作机器人开始出现并不断优化升级，使“人机协同”式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方式成为可能。虽然当前“人机协同”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模式下生产的意识形态话语本质上仍然是人类的政治价值观，而非机器人的思想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主体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家的狭窄范畴，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过程、生产效率、生产功能等也呈现出与之前大为不同的特征。
二是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趋于具象化、立体化和精准化。进入智能时代，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赋权，意识形态能够以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有机杂糅的形式呈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视觉化、图像化、具象化传播日益凸显。智能时代下，越来越普遍的意识形态话语具象化传播在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意识形态话语可以更加隐形化地被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同时，智能时代的来临，逐渐打破了原有依靠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二维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呈现样式，使意识形态话语能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立体地展现出来，实现从“二维式的平面化传播”到“三维式的立体化传播”的
转变。例如，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技术，可以为受众提供将视觉、听觉和触觉融为一体的感官体验，营造出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即场感”，使受众获得“沉浸式”的意识形态传播体验。此外，通过运用数据抓取、数据画像和数据还原等大数据技术，能够精准地再现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留下的“数据足迹”，这些“数据足迹”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出人们的心理、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精准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是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精确化、科学化水平大为提升。意识形态是一种内隐性的抽象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主要通过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表现出来。因此，要对这种内隐抽象的理论体系和价值系统进行话语研判和综合治理就显得异常复杂和艰难。人工智能技术所具有的大数据分析、快速计算、深度学习、精准预测等功能，能够有效改变意识形态话语的治理困境，带来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深度变革。在智能时代，人们能够将意识形态话语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数据集聚、海量化处理、关联性分析等技术，更加精确地把握人们多样的思想政治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加精确地探析人们的思想动态和价值趋向。也就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技术，
我们能够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精确化，进而为意识形态决策提供丰富可靠的判断依据，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同时，智能化的传播方式能够实现在精准识别受众网络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推送，使意识形态海量资源的迅速集聚和开放共享成为可能，大大增强了意识形态话语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赋能意识形态话语治理，即通过为治理主体提供主动、及时、有效、精准的意识形态服务，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决策、管理的智能化，促进意识形态话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智能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风险考量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7]（P36）智能时代，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逐鹿的新战场，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锋愈加激烈，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较量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着多重风险。
（一）西方国家利用智能技术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挤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智能实验室诞生于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是计算机、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率先发明者，在诸如操作系统研发、芯片存储制造、软件代码编程、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创新人才等领域也具备了强大的领先优势。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互联网的命脉——全球互联网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同时控制着全球 12 台网络副根服务器中的绝大部分。[8]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网络技术之所以能够运行，所有的网络信息和数据之所以能够传输，均是依靠这些主副根服务器的支持。虽然我国的网民数量在世界上最多，IPv4 和 IPv6 地址数量逐年攀升，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迭，但是我国还未成为网络强国、人工智能强国。这是因为，网络强国、人工智能强国不仅表现在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技术设施在空间层面的安全性以及时间层面的更迭速度等方面，还体现在智能核心技术是否在世界具有领先性与控制性。
西方国家具备的网络信息和智能技术优势，为其进行意识形态的全球网络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互联网空间与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互联网实质上是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最美妙的工具。”[9]互联网并不是
纯粹政治中立的场域，网络空间也绝非是无涉意识形态的乐土，人工智能依然遵循着这个规律。虽然人工智能是基于对人的能力的模拟、增强和扩展所创造出的技术样态，但是并不是纯粹的客观中立物，它能够有形或无形地传递设计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导向。以作为人工智能内生驱动力和底层逻辑之一的算法来说，算法设计者在算法设计、变量选取、数据选择过程中都贯穿着强烈的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偏好，潜移默化地影响或操纵着公众的价值观念向既定的意识形态方向转变。智能时代下，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争夺与交锋依然异常激烈，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前沿的网络信息业已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工具。西方国家借助自身在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上的优势以信息霸权和“话语逆差”传播、扩散和兜售其“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意识形态，从而抢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阵地，不断压缩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
（二）资本运作逻辑下的人工智能侵入，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早期，马克思就精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化问题：“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執
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10]进入网络信息时代，不仅不会推翻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反而更加证实了其跨越时空的科学性。随着资本运作逻辑逐渐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网络空间延伸，在网络空间中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和完善的资本化链条。资本运作逻辑与人工智能的“联姻”，虽然有助于推动网络产业和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也极易使人工智能技术沦为资本主导下的获利工具。换言之，当人工智能被资本侵入后，人工智能的资本增值功能就被摆到了首要位置，而蕴含的其它价值则极易被扭曲和遮蔽。
另外，一旦资本运作逻辑侵入人工智能领域，由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所支撑的媒介平台进行的信息传播就会沦为“流量游戏”。“在资本风向标的牵引下，流量、点击量和访问量意味着热度和资本，‘流行度’取代质量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表现为‘需求侧’的用户需求至上和‘供给侧’的流量点击为王。”[11]普通民众通过网络智能媒介平台则很难接收到主流的意识形态信息，信息传播成为了资本逐利驱动下的各种“炒作营销”。显而易见，当资本运作逻辑侵入人工智能后，凸显的是资本增值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这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
标相悖离。实际上，为了能更多地进行“流量收割”，被资本逻辑侵入的网络智能平台会千方百计地炮制各类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的舆论信息，通过夸张的标题、偏激的观点、煽动性文字放大各类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以博取关注，甚至还会通过替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反主流意识形态鼓噪发声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眼球。由此可见，资本运作逻辑下的人工智能侵入，会严重破坏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生态，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带来巨大风险。
（三）智能算法推荐衍生的“信息茧房”泛化，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辐射力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在桑斯坦看来，民众对信息的选择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会较多地关注那些自己感兴趣和能够带来自身愉悦感的内容，长此以往就会将自己束缚在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12]。当个体长期不自觉地陷入网络空间的“信息茧房”，就意味着其接收的信息呈现出同质化、单向化、私人化的态势，大大减少了了解异质性、多样性、公共性信息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体视野狭窄、自我封闭与认知偏斜，加之在“回声室效应”的作用下，个体原有的信息偏好和价
值观念在网络同质化信息的重复传递中得到不断强化，进而陷入根深蒂固的境地。
虽然“信息茧房”现象不是伴随着智能时代而衍生的，但从“信息茧房”形成的内在要素和驱动机制来看，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产生及其广泛应用使得“信息茧房”现象在智能时代下更为突出。智能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是：运用大数据追踪和分析技术，精准地识别并掌握用户个体的浏览记录、点击数量、停留时长、使用频率、消费方式等网络使用痕迹，从而判定用户个体的基本信息、阅读偏好、消费习惯、心理倾向、价值观念、行动趋向，进而将网络信息与用户个体“兴趣”进行高度匹配，即只推送给用户个体“他喜欢看的”或者“他可能喜欢看的”信息内容。实际上，智能算法推荐就是“用户价值主导下的场景化适配”[13]，沉溺于智能算法推荐的个体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方面的“信息茧房”。“搜索算法无法提交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搜索结果，而且，这些搜索结果为了取悦我们的个人主义观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既有看法’。”[14]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智能算法推荐极易被强势的资本逻辑、异化的技术逻辑和扭曲的符号逻辑裹挟，“导致算法向用户推送的往往是包含‘性’‘星’‘腥’的内容，而包含正能量价值导向的内容，则很少被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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