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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哈佛学院创立，美国高等教育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历史写作与研究通常伴随历史事件的发生而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说，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记述几乎与哈佛学院的建立同时发端。在3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史的撰写从业余到专业、从实用到学术，形成了其独特的史学传统。
一、从家史模式到专业史家治史：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确立
美国的学院或大学在举行校庆或其他庆典活动时，一般会由有声望的校友整理和编写校史。这些校史作为学校的官方历史，其文献主要来源于校方的档案和文件，目的是为了颂扬学校的历史和传统。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校友编写校史成为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历史叙述的传统，也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重要部分。
由于传统校史具有突出的狭隘性与功利性，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家史”(house history)。家史模式的校史在主题方面一般比较集中，主要是对某所特定学院或大学进行编年的历史叙述，很少就与学校相关的社会、经济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校史的编写者一般不是经历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而是对学校发展历程有清楚了解的老校友。这种旨在颂扬传统校史所讲述的学院发展历程通常遵循一定的模式：建校伊始的艰苦开端，数十年的奋斗与建设，最终获得的声望与成功。传统校史固然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是由于其目的、功能与内容的相对狭隘与贫乏，这种校史只能看作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萌芽。
19世纪末，伴随着历史学科的科学化进程，系统的高等教育史研究开始为专业的历史学家所关注和开拓。第一位参与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历史学家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Adam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习明纳中指导学生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1887－1903年，美国教育署出版了一套由亚当斯主编的《美国教育史丛书》(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这套36卷本的丛书中有15卷以高等教育史为主题，大部分集中关注某一州的高等教育制度史。这套丛书包含了亚当斯的两部著作：《威廉与玛丽学院》(The CoHege of William andMary，1887)和《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888)。除亚当斯外，参与丛书撰写的历史学者还包括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查尔斯·哈斯金斯(Charles Ha.skins)、乔治·奈特(George Knight)、安德鲁·麦克朗宁(Andrew McLaughlin)等，他们都是从事政治史或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史学家。
较之传统的校史模式，以亚当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所考察的主题更加系统，方法也更为科学。以亚当斯的《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大学》为例：该著作首先系统地考察了杰斐逊的教育思想，欧洲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当时美国和弗吉尼亚地区的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对弗吉尼亚大学从学院到大学的转变历程作了详尽考察，对其课程设置和学术组织进行了分析，并对弗吉尼亚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哈佛学院)进行了探讨。
从史学方法和影响力来看，专业史学家较之撰写历史的业余校友而言，对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模塑作用更为突出。因此。19世纪末期，专业历史学家在高等教育史领域的开拓可以看成美国高等教育史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二、冲突与进步：进步史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解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史学受到德国兰克学派和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加之同时期的进步主义运动。进步史学(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逐渐成为主流。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Turner)、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以及弗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成为进步史学的主要代表。“进步史学的理论基石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社会冲突论，其轴心观念乃是经济和政治的冲突。”在进步史学家的描绘下，美国历史成为一部美国社会和文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其进化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政治主张和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断冲突，而冲突的最终结果则是进步力量战胜保守落后势力。
在进步史学家看来，哈佛建校以来的传统美国学院是“贵族制”机构，教育目标和内容都是精英主义取向。美国建国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民主精神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逐渐扩大，传统学院不断遭受来自社会有关平等化和实用化改革的批评。最终"民主和科学取得了胜利，其象征便是19世纪末美国大学取代传统学院的地位，此外还有以选修制为代表的课程体系广泛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从事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主要不是历史学者，而是教育学者。赫伯特·亚当斯于1901年逝世后，美国教育史研究的中心逐渐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移到以保罗－孟禄(Paul Mooe)为核心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20世纪前半期，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培养了一批教育史研究者，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教育史著作，其中不乏专论高等教育史的著作。
弗里曼·巴茨(R，FreemanButts)出版于1939年的《学院课程计划》(The College Charts Its Course)集中体现了进步史学的高等教育史观。在这部专门研究美国高等教育课程史的著作中，巴茨认为19世纪初期的学院课程争论中存在两大论争群体：一方是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乔治·蒂克纳(GeorgeTicknor)、弗朗西斯·韦兰(FrancisWayland)和亨利－塔潘(Hey Tappan)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另一方则是以耶鲁大学校长杰里迈亚·戴(Jeremiah Day)为首的耶鲁大学教师以及耶鲁校友弗雷德里克·巴纳德(Frederick A.P.Bamard)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进步势力批评学院课程过于僵化和陈旧,要求进行实用化改革，更多地引入现代语言、自然科学等课程。保守势力则因循西方传统的古典课程观，极力维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课程"认为其在训练学生心智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巴茨认为，虽然进步势力对美国的学院课程提出了激烈批评，但在内战以前，保守派的课程实践依然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在内战之后得以改变，美国大学的兴起以及选修制的广泛采纳意味着进步力量最终胜利。在巴茨看来，选修制所代表的进步力量与古典课程观所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间斗争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基本原则的冲突：大学观对学院观，自由对管制，实验心理学对官能心理学，实用对虚饰，世俗对宗教，民主制对贵族制。
以上这些冲突与矛盾表现出巴茨的高等教育史观带有明显的社会冲突论和进化论意蕴，是典型的进步史学观。
很长一段时期内，进步史学在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与撰写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进步史学家倾向于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看成一个不断进步、不断超越的过程。历史前进的动力来源于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之间的斗争。进步史学模式对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时至今日，仍可以将其视为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主流模式。
三、和谐与稳定：和谐论史学的高等教育史观与经典的确立
二战后，美国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方面，美国逐渐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进入迅速发展的黄金年代；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美国确立了超级大国地位，领导西方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对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美国民众和知识分子倾向于赞同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社会较之欧洲社会更稳定、连续性更强。
以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Boomtin)、路易斯·哈茨(LouisHartz)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代表的和谐论(consensus,或译为“一致论”)史学家反对进步史学家的“冲突—进步”史观。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并不存在鲜明的阶级冲突和矛盾；自由、平等、民主是美国社会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人民对这些观念有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认同；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斗争都是在这些基本价值观内部进行的；美国社会进程中没有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式的社会大变动。正是在这种和谐论史观的指导下，美国历史成为了一部社会和谐、连续发展的历史。
美国的教育史学科自19世纪末创立以来，一直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多重困境。从起源上讲，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主要由专业历史学家从社会史和思想史角度开拓出来。但是’由于师范教育的发展，美国的教育史研究从19世纪末开始逐渐被师范院校和大学教育系的历史研究者主导。对教育学者而言，教育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师资，并对教师的教学实践产生感召力。由此，传统教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主题方面，教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显得比较狭隘，主要集中于学校、课程、学制等方面。出于以上原因，美国历史学界对教育学者开展的教育史研究持鄙夷态度，认为其研究水平和课程缺乏学术性，而教育学者内部也在学科属性与功能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也面临上述问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史研究才终于迎来历史学家的回归。乔治·施密特(George Shmidt)的《旧时代学院的校长》(The OldTime College President。1930)标志着历史学家回归这个一度被他们忽视的研究领域。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之际，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Morison)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哈佛校史的著作，其中尤以《哈佛大学三世纪》(Three CenturiesofHarvard，1636－1936,1936)大大提升了高等教育史研究在美国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地位。莫里森的著作让历史学家意识到，高等教育史研究不仅不会辱没他们的学术名声，而且还对理解美国社会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美国历史学家的高等教育史研究在二战后迎来了“黄金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的扩张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成为高等教育史研究兴盛的重要原因。诚如霍夫施塔特与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在《美国高等教育文献史》(American Higher Educafion：ADocumentaryHistory,1961)前言中指出的，“我们正生活在—个教育批评声日噪的时代，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对教育历史越来越感兴趣的时代”正是这种时代危机意识促使历史学者追溯往昔，期望从中构建出一幅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与现状的清晰图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史研究得到了历史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探索。霍夫施塔特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对高等教育史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几种高等教育史著作。其中，霍夫施塔特与梅茨格合著的《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将学术自由置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进行了考察。此外，这个时期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史著作还有：理查德·斯托尔(Richard Storr)的《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端》(The Beginnings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America,1953)；布鲁贝克(John Brubaeher)与鲁迪(Willis Rudy)的《转变中的高等教育：美国的历史，1636－1956》(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n American History，1636－1956，1958)；弗雷德里克·鲁道夫的《美国学院与大学的历史》(The American CoHege and Univemity：A History,1962)；劳伦斯·维塞(Laurence Veysey)的《美国大学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American Uni－verity,1965)等。
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史著作主要由专业历史学家写就，其考察主题不再局限于传统史学偏重的制度史，关注的范围逐渐从校史模式中摆脱出来，结合更为广泛的社会、思想背景展开比较与分析。此外，由于霍夫施塔特、布鲁贝克与鲁迪，以及鲁道夫的著作都是单卷本的美国高等教育通史，此后几十年时间里，这批著作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史的主要教材。综合以上原因，这一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它们不仅成为此后历史学家所模仿和借鉴的范本同时也成为修正派学者所批评的标靶。
四、反思与挑战：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的重新审查
经历了二战后一段时期的平稳发展，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动荡。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不得不面对冷战升级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面对国内形势，人们开始对曾经信仰和歌颂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产生怀疑，认识到社会存在种种不平等现象。20世纪50年代后期，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并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格局。在历史学界，以和谐、稳定为基调的和谐论史学不断遭到修正思潮与怀疑精神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核心与范式发生转变，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作为反思与挑战的思潮开始发挥影响。
一般认为，1971年《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Quane由)冬季刊发表的“大学时代的博雅人文学院”(The Lib－end Art s CoUege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专题标志着美国修
正派高等教育史学的兴起。该专题包含詹姆斯·阿克斯特尔(Janles Axtell)、休·霍金斯(Hugh Hawkins)、大卫·波茨(DavidPotts)以及大卫·阿尔门丁格尔(David AUmendinger)的4篇文章。4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学提出批评，明确反对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黑白分明地划分为“学院时代”和“大学时代”。
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并不是一个严整的史学流派，其边界相对模糊。它没有专门的协会或组织引领和推进其思潮前进。修正派学者通过零散的学术论文的形式挑战传统史学。系统的专著或文集并不多见。此外，相当数量的研究者是通过对某个主题的重新解读参与到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中来的。大体而言，修正派争论的主题比较宽泛，包括美国19世纪的学院、高等教育世俗化过程、社区学院的历史、高等教育职业化等，尤以关于19世纪学院的争论所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入。
在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史著作中，19世纪的学院——尤其是内战前的学院，被描述为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堡垒与代表进步和现代的美国大学相对立。霍夫施塔特认为，学院的建立服膺于宗教目的；教育的目标是为教派培养合格的牧师以及有教养的绅士；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沿袭的古典课程；教学原则的基础是官能心理学，目的在于心智训练。他在《美国学术自由的发展》一书中指出，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的高等教育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自由、活力与公共实用性，但19世纪早期的学院教育却遭遇“大衰退”，学术自由、课程和教学方法以及学院都在18世纪的基础上倒退了不少。
针对传统史学对19世纪学院的看法，修正派高等教育史学从学生、课程与教学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批评意见。修正派采用人口统计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19世纪学院的学生重新进行研究。阿克斯特尔发现，直到19世纪80年代，很多学院的学生人数并不比大学少，甚至一些学院的规模远超大学。科林·伯克(Colin Burke)和阿尔门丁格尔对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流动进行研究，发现学院的学生群体具有相当程度的多元性，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学生能够通过慈善资助等手段顺利进入学院完成学业。
修正派对19世纪学院课程与教学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对1828年《耶鲁报告》(Yale Report)的重新认识上。传统史学认为《耶鲁报告》是学院沿袭古典教育的辩护词，体现了学院与美国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和科学化趋势相对抗的状况。道格拉斯·斯隆(Douglas Sloan)与斯坦利·格罗尼克(stanley Guralnick)研究发现,18世纪末以来，美国学院的课程已经得到扩展，科学和技术等实用科目进入学院的教学议程，实验法等新的教学方法得到初步应用。大卫·波茨则发现，《耶鲁报告》发布之后，耶鲁大学的学生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成为全美规模最大的学院。这说明耶鲁大学的课程改革取得了效果，这所大学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学院之一。
总之，修正派对传统史学的质疑与挑战为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带来了范式性的改变。经历修正派的批判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基本抛弃了直线式的进步史观，更加重视历史的复杂性、连续性和多样性。高等教育历史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传统精英主义取向逐渐被打破，许多被学者忽视的群体，如女性、学生、黑人等少数族裔，开始得到教育史家的重视。
五、整合与深化：后修正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使命
修正派所产生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渐趋平淡，美国高等教育史学随之进入后修正时代(pos－revisionist era)。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面临着矛盾的境况：一方面，修正派对传统史学的批判颇有成就，改变了原有的观念范式；另一方面，后修正时代的重建却不得不回到鲁道夫和维塞等人的经典著作中去，以求从中找到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如何应对这种矛盾将直接决定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辨证地看待传统史学与修正派史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对二者的成就与缺陷进行全面分析和清理。这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方向——后修正时代的使命正是在于整合传统史学和修正派史学，将未来的发展建立在传统史学搭建的“立”的基础之上，同时充分考虑到修正派史学带来的“破”的挑战。
传统的高等教育史学与修正派史学都并非完美的理论，它们是史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背景的某种映射，本质上都具局限性和发展性。20世纪中期的传统史学家，如霍夫施塔特、鲁道夫、维塞、布鲁贝克和鲁迪等人，成功地将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从“家史”模式中摆脱出来，构建起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经典阐释。其理论虽然存在问题，但都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若将修正派置于整个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到，修正派史学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传统史学搭建的脚手架弃之一旁——他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试图仰望更高。
对于后修正时代的美国高等教育史学而言，继承与开拓是两个主要使命。有学者从组织机构、学生、课程与研究以及结构四个方面考量了后修正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状况。不论是从横向维度还是纵向维度来看，该学术领域的视角在扩大，越来越多曾被忽视的问题和对象被纳入其中，研究方法也处于更新和丰富之中。未来美国高等教育史学的发展一定建立在既有的学术传统和成就之中。
长期以来，重新写就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史著作以替代20世纪中期的经典著作，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和重要任务。在最近10多年的学术进程中，这项任务已得到部分实现。哈罗德·威切斯勒(Harold Wechsler)、莱斯特·古德柴尔德(Lester Goodchild)与琳达·艾森曼一道，先后编辑了3个版本的《高等教育史》(History 0f Higher Education，1989，1997，2008)，该书为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协会(AssociationfortheStudy of HigherEducation，ASHE)出版的阅读性文集，收录了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成就和新近发展，全面展示了学科演进的脉络。约翰·塞林的单卷本《美国高等教育史》(AHistory of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004)已取代20世纪中期的经典著作，成为美国许多大学高等教育史课程的主要参考书目。塞林在该书导言中直陈意图：一方面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所做的很多研究综合起来，另一方面也是重新肯定鲁道夫等人的经典著作。刚此外，由威尔逊·史密斯与托马斯·本德尔(Thomas Bender)合编的文献史《转变后的美国高等教育：1940－2005》(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ed，1940－2005,2008)也对1961年霍夫施塔特与史密斯合编的《美国高等教育文献史》作了及时和更加全面的补充。
以上种种成果无不预示着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向更加专业化的纵深方向力透；在整体上联系并开拓学术的图景。因此，不论是传统派还是修正派，抑或是后修正时代的成就，其最终走向都是一项未竟的学术事业，充满了对传统的继承与批判，更充满了对未来的开拓与进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