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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性恋”早已从大陆官方修订的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但针对“同志”的扭转治疗依旧大行其道。其背后除了社会固有观念外，商业利益、医学诊断标准与现实脱节、心理咨询师对“性少数”群体的陌生等，都是造成大陆同性恋扭转治疗乱象的原因。
2015年2月，民间NGO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联合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即将开通一个新的网站，用来揭露大陆对同性恋进行扭转治疗的心理咨询机构、公布教科书中出现对性少数群体“污名化”的内容，以及曝光学校对性少数群体歧视行为等。
这个网站被取名为“uncover”（中文意为“揭露”），是一个开放性的网站：每一个人都可以将自己所知的“同性恋扭转治疗黑诊所”曝光在这个网站上；或将自己看到的教科书中对性少数群体“污名化”描述上传到网上。同时，网站还将公布一些经过调查确认的“白诊所”，或者对性少数人群“友善”的心理咨询师，供有需要的人去咨询。
这一网站的建立契机，源于2014年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该案于2014年12月19日，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判决，要求给原告（小振，化名）实施电击“治疗”的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下文简称“心语飘香”）公开向原告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判决书写明：“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
案件的判决并非终点。目前，大陆类似于心语飘香这类打着“矫正同性恋”旗号的心理咨询机构还有很多，所谓的“矫正”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同性恋矫正治疗”第一案
大陆“同性恋矫正治疗”第一案源于2014年春节一场压抑已久的争吵。“在我们那种小地方，不结婚都代表一种失败，更何况是同性恋”，在激烈的争吵后，同性恋者小振（化名）父母勒令小振去治疗同性恋。
在百度上进行搜索后，2014年2月，小振决定前往重庆心语飘香“治疗”。
对选择求医，小振说，“有点说不清原因”：一方面，想证明喜欢同性的自己是无法被改变的；另一方面，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又让小振觉得去诊所一趟并无不可，说不定“可治”。
心语飘香的姜开成是负责对小振进行矫正治疗的心理咨询师。他对小振说，同性恋可以医治，并且已有很多成功案例，可采用催眠、电击和厌恶疗法等。“同性恋矫正”有5个疗程，每个疗程6次，共3万元。
小振选择了先“试一次”，交付500元人民币，如果有效，可以在接下来做“3万元”完整的疗程。
姜开成将小振带到一个做催眠的房间，让他脱鞋躺在沙发床上。
小振回忆当时的场景，姜开成先和他聊了想矫正同性恋的原因——是否来自父母，又提到了同性恋卖淫的话题。接着，小振开始接受姜的催眠，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的各个部位。大约十几分钟后，姜让小振想象与同性做爱的场景，然后有生理反应时就动一下手指以示意。
小振照做之后，就在手臂上受到了治疗仪的电击，吓得小振“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虽然电的那一下不是很痛，但是正当我那么放松的时候被吓到，很不是滋味”，小振回忆说，他有对姜开成表示自己被吓到了。姜笑着回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离开诊所回到工作地北京的小振，参与了北京同志中心“LGBT群体扭转治疗情况调查”（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s），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小振也通过心理咨询专家得知：“同性恋不是病，不能被治疗，更不需要被矫正”。
1990年5月17日，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将“同性恋”由当时的疾病名册中移去，意味着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都不再视同性恋为任何的疾病或不正常。世界卫生组织同时透过声明呼吁各地政府，应强烈反对当地的诊所和医院提供性向治疗，并应立法惩处或制裁提供性向治疗的医疗机构。
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英文简称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
在参与北京同志中心“LGBT群体扭转治疗情况调查”过程中，小振了解到自己并非是唯一接受过“扭转治疗”的人。一些长期接受“治疗”的同志，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一切都无所谓了。这些人不愿再回忆治疗过程，对同性和异性都失去了兴趣。
小振是唯一愿意代表同志站出来提起诉讼的人。当小振于2014年3月向北京海淀法院递交诉状，状告心语飘香、百度发布虚假广告、侵犯其人身权益且海淀区法院也受理该案时，这一案件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案——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
2014年12月19日，判决结果公布，小振胜诉。判决书中裁决，被告心语飘香应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其经营的网站首页上，就其专业治疗同性恋的虚假宣传，以及超出咨询范围对原告进行治疗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需持续48小时。此外，心语飘香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00元。
法院还认为百度推广服务虽然有一定广告性质，但鉴于同性恋是否为精神疾病、能否被治愈等问题尚需普及和被公众认知，百度公司事前难以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当，且在接到诉讼后及时停止了推广，所以原告对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最出乎小振意料的是，法院判决书上明确写道：“因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亦属虚假宣传”。
小振认为，“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被写入法院判决文书，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同性恋“治疗”商机
姜开成的扭转治疗方式非“独创式”疗法。同性恋曾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过去，一直有医学专家声称同性恋者可通过治疗成功转变性取向。历史上出现的同性恋治疗手段包括：祈祷、催眠、化学阉割、电击疗法、厌恶疗法，甚至脑叶白质切除术等。
除了作为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的原告，小振还参与了由大陆同志组织联合发起的大陆同性恋矫正机构的“地图式”调查。至本文截稿前，调查还没有结束。小振介绍，根据全国不同志愿者的反馈，粗略搜索就有八九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在小振参与的北京地区，一共找了17家心理咨询机构，其中有14家表示可以对同性恋进行“扭转治疗”。这些机构都会被列入“uncover”网站的黑名单。
在同志组织所搜集的案例中，市面上针对同志的“治疗方案”五花八门。北京同志中心的一位同志曾在一家诊所接受过DNA检测。诊所表示，在治疗前先要判定其是否“生来为同性恋”——即检测其DNA有无异常。如果DNA正常，则可以通过治疗进行“扭转”。最终，这位同志双手握住“DNA检测仪器”的“两根铁棒”进行测试，测试结果显示，该同志的“48条DNA”均为正常，可以治疗（人体细胞DNA数目为23对，也就是46条）。最终，这位同志觉得整个过程“实在太扯了”，放弃了治疗。
案例中，在广州同样有一家心理诊所首先会对同志进行是否是“先天性同性恋”的判断，采取的手段是进行“CT”扫描。而在石家庄保定，还有一家中医院提供“针灸”式扭转治疗的方法。
“对于同性恋的矫正治疗方法什么样的都有”，小振说，“但其实哪怕只是最简单的咨询谈话，也会为同性恋者带来极大的伤害”。小振提起，曾经有接受过同性恋矫正咨询的朋友将自己的咨询录音发给他听，整个对话过程通篇都是咨询师对咨询者的否定：“你从前是不是受到过伤害”、“你父母是否常在你面前吵架”、“你为什么不能喜欢异性”等等。
北京同志中心执行主任小铁（化名）也表示：“其实言语也可以杀人。”
与此同时，同性恋的矫正治疗正在成为一种“商机”。
“一位心理咨询师对我们透露过，针对同性恋群体的矫正治疗是一个长期治疗项目。像小振的案例，做完整个疗程需要3万元，这对于心理诊所来说是很好的收入来源”，小铁表示，“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的出柜（公开性取向），第一反应就是强制孩子去进行矫正治疗，这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市场，也因为这样，市面上才会存在这样多的同性恋扭转治疗机构”。
事实上，针对“同性恋扭转”而兴起的市场，也不仅仅是心理诊所，甚至还出现过一种名为诺维尔肽胶囊的“新一代治疗同性恋心理疾病”的药物。目前，该药物除了在同志组织网站的揭露文章中出现过外，在网络上已经销声匿迹。
“治疗”还有“口子”
尽管在官方修订的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早已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而且本次法院判决书也写明“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但由于大陆一些具体医学标准的滞后，使得对同性恋是否属于心理问题，成为认识上的模糊地带。这也是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坚持“治疗”同性恋的理论依据。
小振说，案件胜诉后，心语飘香的姜开成给他打过电话，询问小振的银行账号，要为小振打赔偿款。姜开成还告诉小振，将会听从法院的判决，考虑在诊所主页上挂出“道歉信”，并删除“同性恋矫正治疗”的相关内容。
但至本刊截稿时，心语飘香的网站依然如旧，既没有道歉信，也没有进行“同性恋矫正”相关内容的删除。
小振对心语飘香放弃“同性恋矫正治疗”是“不太乐观”的。在与姜开成的一次通话中，小振曾经问过姜开成，是否会放弃这块业务。姜开成委婉地回答，不具备相关资质的自己不会再进行同性恋矫正治疗，但也许会有其他同事把这块业务接起来。
《凤凰周刊》记者两次联系心语飘香试图确认，对方均未等记者讲完就挂断了电话。
中华精神科学会在2001年对《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的修订，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的重要标志。
在2001年4月出版的CCMD-3中，取消了CCMD-2的“性变态”条目，将同性恋归于新设立的“性心理障碍”条目中的“性指向障碍”的次条目下。此举也被同性恋支持者认为是同性恋“去病理化”遗留下的尾巴。
尽管“认为同性恋行为是正常的”，时任CCMD-3工作组组长陈彦方教授也表示，“新标准考虑到一些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和苦恼，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从而和世界卫生组织第十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0）保持一致。”
当时，陈彦方还详细解释了CCMD-3里的“同性恋”和社会上普遍指的同性恋有些不同：“在新的标准中，只有那些为自己的性倾向感到不安并要求改变的人才被列入诊断。”
“这为同性恋矫正治疗机构开了口子”，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表示，“很多心理咨询机构会‘尊重’来访者意愿，只要来访者表示愿意改变性倾向，他们大多数都会说给治的”。
事实上，CCMD-3工作组曾经要保持一致的“ICD-10”，目前也面临着新的变化。在2014年，ICD-11工作组就提出建议：删除所有针对同性恋的诊断编码。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Susan D.Cochran博士认为：去除这些诊断编码意味着同性恋已经不是医学问题了。
另一方面，美国在2013年发布《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已经将性取向与精神疾病脱钩。
以LGBT为主要服务群体的心理咨询师庄尼（化名）表示，“事实上，目前的CCMD-3是2001年出版的，已经与现实情况脱节。一直有声音称将要出版CCMD-4；但也有人认为可参考复制美国的DSM-5”。
艰难的“心理咨询师”
除了专业的分类与诊断标准同国际和中国社会发展脱节，一些同性恋者往往会因自身认知和社会压力造成焦虑等心理问题，当他们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时，却不知道大陆多数心理咨询师对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知之甚少，根本无法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
庄尼曾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丛中教授的辅导下实习。丛中的很多临床案例都来自LGBT群体。而庄尼也是在实习过程中逐步认知“LGBT”的概念，并在此后发现自己是一个性少数群体。
身处“心理咨询”圈子的庄尼，发现国内大多的心理咨询师对于何为同性恋、何为“LGBT”缺乏概念，更难以谈及如何对这个群体进行心理咨询。
曾经，庄尼的学业导师说：“我对同性恋群体不了解，所以这方面案子我不会接”。庄尼原本不能理解，但在接触了大量的事例后发现，这样的导师是“有责任心”的代表。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心理咨询师明明没有相关的经验，却胡乱接案例。
方刚指出，最大的问题是——纵使未来“同性恋”在相关标准中完全完成了“去病理化”，大部分大陆心理咨询师也缺乏对同性恋群体的咨询能力。
究其原因，在大陆心理学等专业教材中就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在中国的心理学相关教材中，关于‘性’本身就很少提到，更不要说是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方刚说，“心理咨询师不能只单纯说出‘同性恋不是病’就结束咨询，伴随而来的，还有如何出柜、如何面对出柜后与家庭的矛盾、与同性间性行为等多方面的配套问题。”
这一点在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于2014年发布的《高校教科书中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调查报告》得以印证。
报告针对变态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教科书，共计90本进行调查。其中，仅有42本书含有同性恋内容。而心理健康教育课作为教育系统中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专门设立的课程，有22.95%的该类教材涉及同性恋内容，并都是放在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等章节中。
该调查显示，在2001年后大陆编著的教科书中有31本专门对同性恋“是否属病态”作出了探讨。其中，有13本书本做出了同性恋本身即为病态或异常的判定；准确、全面地引用了CCMD-3的国家科学标准的有8本；完全认为同性恋不属于病态，符合国际相关标准的仅有7本。
庄尼也提到了心理咨询师的困惑：“很多心理咨询师会在接到同性恋群体的案例时感到挫败：对于如何辅助同性恋群体解决心理问题完全没有概念，缺少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