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看懂中国农村，才能看懂中国！
对于这句话，只要是地球上的人类应该都不会予以否认乃至质疑。
然而，事实是可供人们看农村的媒介少之又少，虽然报刊、电视、网络、图书等形成了信息爆炸时代，但涉及农村的内容却少之又少。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不在少数，研究农村的专家学者也不能说是凤毛麟角，干农村基层工作的公务员更可称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但真正引发广泛关注的有关农村的新闻、调研、理论性作品却少之又少。
本文作者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业记者。对农民的认同感，对记者职业的使命感，以及来自“山东汉子”的遗传，让他屡屡将个人前途乃至人身安全置之度外，也屡屡被所从业的报社予以表彰，其新闻报道曾多次被国家及省级领导批示，并获得高等级新闻奖项。
作为一名敢说、敢问、敢写、敢干的“老”农业记者，徐少林的作品内容可以说体现的不仅是观察和记录，而是交锋，而且是最基层的原生态的交锋——
“最基层”，是指可以直达村庄的村民；
“原生态”，是指记述手法的忠实简朴，有时比纪录片更原生态，更像是24小时竖立在村庄上方的摄像探头，然后截取其中关键的片断；
“交锋”，是指在历史发展大潮之下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又形象地体现在不同层面的具体行为之上。
为什么徐少林能够做到这一点？
除了上面提到的“对农民兄弟的认同感，对记者职业的使命感”之外，还因为与那些抽时间做田野调查的专家学者不同，他是常驻“田野”，而且是所从业报社的“特种兵”，在面对最复杂最棘手的新闻线索时，负有侦察和攻坚任务。这就要求他必须深入一线，而且是最具焦点性和挑战性的一线。也就是说，不要说专家学者，就算是一般记者乃至农村基层干部，也很难积累下如此广泛且深达农村全层次、全角度、全方位的鲜活事例。
说到鲜活的事例，《中国农村调查》可以说涉及了中国农村方方面面的节点，包括与“三农”有关的财务管理、土地管理、村民自治、农资农产品、务工经商、精神文明、乡村生态文明等。在这方面，徐少林具有优势，而且是具有绝对的优势。
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徐少林对自己近十年作为“农民记者”的回视，是对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片断的理性记录。
这部作品中的事例具有明确的结论，因为均经过党报的正式刊登。不过，对事例的深层次反思并没有明确结论。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结论，因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因为旧观念具有顽固性和变异性，因为这部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回忆录”，而是具有延展性或前瞻性的“调研报告”，其记录的事例所反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则势必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下去。
解决好农村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问题！
因此，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对所有关心、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读者朋友有所启示。
第一章 “清村账”清出的蹊跷
1.
我是《大众日报·农村版》的记者，本人也是农村出生，虽然工作在省会城市济南，不过，因为工作的性质以及根在农村，所以一直与农村人和基层干部有密切接触，有些新闻线索就是平常唠嗑唠出来的。
“农村工作有三大难，那就是——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其中，最关键的是财务账。”我的三弟徐秋林时任乡党委书记，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几乎所有涉及基层工作的“脏活累活”都干过，因此只要一见面，就愿意向我诉诉苦。“上级部门布置工作就跟吃炒豆似的干脆利落，可到了下边，到了乡村干部这里就不是下文件那么简单了，许多具体情况需要考虑、需要解决，解决不好的话，就会受夹板气。你听说过这样的比喻吧？‘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所有的线都往基层这一根针的针鼻里纫，不管纫不纫得上，都得纫’。其他的工作还好说，只是‘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这三大难，就像火山口一样，基层干部坐在上面，不一定什么时候爆发，那就不是纫线的问题，而是要认命了。”
事实上，在2006年国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这种“上级文件——基层工作——群众意愿”之间的矛盾体现得尤为突出，并以“三提五统”为直接矛盾点。这里所说的“三提五统”，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其中，“村提留”是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如今，随着农业税的被取消，“三提五统”已经成为历史词汇。不过，其涉及的相关本质问题却以其它的形式延续下来，比如徐秋林说的那个“三大难”，即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为了把历史脉络理清，进而找到事物的本质根源，最终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农村基层干部的种种问题，就让我们从取消农业税之前的本世纪初说起，那时也是我所在农村地区出现矛盾点最多或者说最激烈的时段。本章重点记述的是“财务账”，后文还有相关“土地事”、“选村官”的章节。事实上，“土地事”、“选村官”中出现的问题多与“财务账”有关。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已经认为上缴“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三提五统”是认同的，也是同意缴纳的。当然，想办法拖延或抵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真正出现激烈对抗的地方，往往是源于村“两委”班子懒、散、贪，以及村财务管理混乱等因素。一旦村民由此拖延或抵制，那么“缴纳”就会变成“收缴”，乃至强行收缴。
强行收缴的步骤一般是：由县乡派出工作组进村，帮助村“两委”做工作；抓典型，强行将其带到乡里办“学习班”；由乡主要领导带队，强行入户收缴，有时甚至会动用公安干警。如此一来，这类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必然受挫，乃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为此，我认识的一名乡党委书记就曾被打了闷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