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马林诺夫斯基阅读了费孝通的《汇材经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费先生的《汇材经济》代表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费先生逝世已经7周年，但是他一生践行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依然为社会学的“本土化”有着重要的启发。实现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关键是社会学古人类学的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关键词：社区调查；中国社会学；木土化；费孝通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01—07
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与外部文化的交流。在历史上中原王朝曾多次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导致外部文化的传人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所以在我国的历史上，中外文化曾经发生过几次规模宏大和相当深度上的交流，对春秋战国、汉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等各个时期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形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高潮。
自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我国被动地经历了一次外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冲击。近代中国在文化与科学、教育方面的发展，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设立与发展，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于西方，这与当时中西文化大交流这个历史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废科举，兴新学，推行白话文，建立一整套西式学校体系，这些变化都为中国引进和发展现代工业化的人类文明成果起到了关键作用，完全改变了中华大地的传统文化格局。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在对西方文明的接触、接受、思考、改造的过程中，我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积极吸收国外文化和学术的精华，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努力创立和发展中国的新兴学科。
费孝通教授就是在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这一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之一。我们至今仍然在纪念费孝通教授的农村调查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理解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应当说，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引入了实地调查、实证性实验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全面改造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治学方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在各个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坚持在结合国情、扎根本土这个基础上探讨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界得以走向世界。而费孝通教授在社区研究和“社会学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绩，则是他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调查
作为学者要想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人类社会，要想科学地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内在矛盾和演变规律，他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需要对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一般注重读书，而不重视社会调查。他们主要是通过读《经》（指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典）和《史》（指各朝各代的史籍和史论）来学习有关社会的知识①。读《经》是为了学习社会规范和如何认识社会，读《史》是为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而对于通过实地社会调查来了解、分析、认识社会，古人一般是比较忽视的。
这种重书本、轻调查的倾向，在我国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东周列国时代，有志向的读书人是很重视“游历”的。学者们在周游列国中既可以投师学艺，博采各国学派之所长，又可以考察各地社会和民情，分析各国治理方式的利弊得失，这也可视为社会调查的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有志于从政的就游说诸侯，提出“强国争霸”的对策，争取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有志于治学的就设馆讲学，广收门徒，潜心著书立说。读书无疑是学习既有文化的基础，但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灵感有许多应当是来自对各国社会实际的考察与思索。东周列国时期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一代盛世，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当时学者重视社会“游历”的风气。
东周之后，虽然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但是自宋朝程朱理学兴起之后，研读经史就成为读书人最根本的任务。“游历”也逐渐演变成为落第文人消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像徐霞客这样认真游历的读书人在当时变得凤毛麟角。而那些进行社会调查的人，从流传到今天的章回小说和戏曲剧目内容来看，大抵是官员在新上任之时或需要侦破疑难案件时的“微服私访”。进入官场之前的读书人，只需“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了，似乎没有了解现实社会的必要。一旦进入官场，自然也有种种“潜规则”在制约他们的思维和决策，民间私访所获得信息与官场中的信息，相比对于他们的升迁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哪朝哪代，博引圣贤书是证明自己学识和为官资本的基础，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带有浓厚的思辩的人文色彩，而缺乏今天我们所说的带有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精神。
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的文人们往往是从经史的“古训”中来理解“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来思考“如何仿效古代的成功事例以使社会变得更符合理想（如贞观之治）的样子”。所以每遇社会变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讨论应对策略时往往带有“复古”的驱动，“言必称先贤”，而不是通过开展社会调查来了解现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提出行动方案。像王安石那样比较注重社会实际的改革家，在知识阶层当中为数极少而且极为孤立。总的来说，脱离社会而以“师古”和“循规蹈矩”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是有重大缺陷的，缺乏对社会现时发展趋势的实感和直觉，所以也绝对成为不了开国皇帝和大政治家。而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官员，大多比较注重对现实社会的调查和分析，敢于提出一些“古训”之外的治理国家的思路和办法。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二、《江村经济》在我国社会学发展史中的意义
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以及系统性和有具体目的性的社会调查被介绍到中国来，大致是20世纪初的事，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一同来到中国的。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其产生和发展中都受到当时西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实证主义的色彩。即使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经典著作中也包含了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这些经典研究对实地调查和统计资料都是十分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