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6篇

发布时间:2022-07-19 19:35:0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6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篇1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正悄然激烈化

　　随着“十四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以及“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正式打开了“数字金融”时代的序幕。相比于传统金融的风险形式与传染路径，数字金融所具有的风险突发性、隐蔽性和破坏力更强，尤其是隐藏在数字货币变局背后的风险，更是将贯穿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厘清数字货币的五个类别

　　当前，电子货币、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等新型货币形式的定义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意见，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概念与类别厘清。

　　电子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5年11月《数字货币》研究报告，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诸如芯片卡或个人计算机中的硬盘的设备中的价值”。这可以视为是广义的电子货币概念。但在中国，“电子货币”的概念更严格，即“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电子化或数字化形式，常以磁卡或账号的形式存储在金融信息系统内，以方便储藏和支付为主要目的，货币的价值与法定货币等值”，即法定货币发行的电子化，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等。

　　虚拟货币：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15年2月的《虚拟货币计划-进一步分析报道》，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表示形式，不是由中央银行，信贷机构或电子货币机构发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用于替代金钱，并明确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虚拟货币不是金钱或货币。” 比如通常所熟知的Q币、游戏币等。过去十多年，随着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发展，欧洲央行将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等也纳入到了虚拟货币的范畴。但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由于是法定货币，不属于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基于以上逻辑，加密货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牛津词典认为，加密货币是“可用于在线买卖而无需中央银行的任何电子货币系统。”韦氏词典定义为：“仅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任何形式的货币，通常没有中央发行或监管机构，而是使用去中心化系统来记录交易并管理新单位的发行，并且依靠加密技术来防止伪造和欺诈性交易。

　　数字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报告《虚拟货币和超越:最初的设想》讲道，数字货币包括虚拟货币和电子货币。综合其他相关文献，数字货币是一种可用数字形式的货币，不同于实体货币如钞票、硬币，也不同于在游乐场、赌场中购买的游戏币与筹码。它具有类似于实物货币的特性，但可进行即时交易和无边界所有权转让。

　　央行数字货币：IMF对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定义得更严格，即“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由中央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旨在用作法定货币。因此，CBDC是可以看做是数字货币的一种主权国家法定数字货币形式。对于非法定的数字货币，统称为私人数字货币。

　　基于对以上5个概念的梳理，可以将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关系用图1表示。

　　数字货币是广义电子货币的一种。根据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有化》一书中的说法，国家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数字货币根据发行主体，可以分为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和由私人、机构所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

　　按是否为法定货币的标准，也可以将数字货币分为“狭义的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狭义的电子货币指的是法币的电子发以及相关衍生货币产品，例如各种电子钱包、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华为钱包等等，都属于狭义的电子货币。虚拟货币按技术方式，可以分为加密货币和非加密货币，例如游戏公司发行的各种游戏币等，采用中心服务器认证的方式，可以发挥虚拟货币的功能。加密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又可以分为中心化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加密货币。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世界，随着技术的普及与价值交换的场域不同，在数字金融时代，货币存在在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博弈

　　数字货币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私人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有加密或者非加密的形式，可以是中心化的，也可以是去中心化的。例如目前大众广为知晓的比特币等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加密虚拟货币。

　　综合全球情况看，包括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内的私人数字货币话题不断被炒作，关于货币发行制度化的思考不断深化。笔者相信，那些不是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会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场域的充分竞争之后，逐渐走向规范化。

　　目前，更受到全球关注的数字货币，是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对应的“法定数字货币”或叫“央行数字货币”。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就是其中一种。据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对全球66家央行进行调研的报告中显示，约80%的央行在开展数字货币相关研究，其中40%已经从理论概念研究阶段进入到了实验和概念、相关理论验证阶段；约10%的央行已经在进行数字货币的开放和试点工作。除中国的DC/EP外，瑞典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克朗，乌拉圭央行正在开发的电子比索等也受到了普遍关注。美联储表示，将认真研究并测试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的应用潜力，一度持抵触情绪的日本也在2020年10月表示，将在2021财年对数字货币进行可行性研究。

　　中国是最早研究和实践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之一。早在2014年就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是全球最早就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成立的官方机构。2020年，在深圳等多个城市已陆续推行数字人民币。

　　比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战略考虑，前者更注重支付的个人隐私保护、系统安全和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等；而后者更希望通过数字货币增强金融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提高支付效率，增加流动性，增强本国货币主权等。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与数据主权密切相关，而目前欧美数据主权方面的博弈多于合作。2020年7月16日，欧洲法院正式判定2016年签署的《欧美隐私护盾》“无效”。这是一套对美国企业将欧盟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规定。欧洲法院认为，该协定允许美国对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监控，不符合欧盟对隐私保护的要求。这一判决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例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等带来挑战。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企业将要被迫停止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存储欧盟居民的数据信息。美国对此反应也比较激烈。可以看到，未来欧美双方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主权矛盾还会加剧。

　　在数据主权竞争大于合作的大前提下，欧美双方对数字货币是否会“革命”本国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显得更为审慎。2019年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并不高，持续向计划推出Libra数字货币的脸书公司施加压力。从Libra白皮书2.0看，虽然Libra已经弱化了对抗美元的特性，但依然存在对美元以及其他主权国家构成结构性的威胁。例如理论上看，Libra用户可以绕过美元体系直接用Libra结算，这将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结算中的主导性地位。另外，Libra并非锚定单一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取得一定地位后完全可以有能力做到与美元等任何主权货币脱钩。从Libra的情况看，美国如果不再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美元将遭受了全所未有的“降维”打击。

　　换句话说，在数字金融时代，一场关于货币发行与流通的革命正在悄然出现。大概率地看，动摇原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地基，即美元的全球霸权、欧元的区域主导地位的，恐怕不一定是新兴国家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或央行数字货币崛起，也有可能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崛起。全球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发行是战略制高点，也是多种国际行为体未来激烈角力的关键之地。

　　数字货币发展，关乎中国战略全局

　　数字人民币作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在研发与实践领域上均走在世界前列。这为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改革都赢得了新的战略窗口。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人民币的战略作用变得更重要。

　　一是数字人民币有利于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统一、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大金融体系。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现钞，由国家信用背书。除有记账、支付、储值等功能外，数字人民币能够实现货币生命周期的全数据管理。较之于传统货币，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数字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依托数字人民币，对金融稳定性的监管将更为及时，对金融和经济的危机的控制能做到更为精准。立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序发展，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数字人民币未来将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稳定锚。

　　二是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利于抢占数字金融时代的国际货币市场先机。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双层投放”和“双层运营”数字货币框架体系已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当前相关试点工作进展迅速。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明显。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融合，DC/EP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效抓手。数字货币是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DC/EP的发展是今后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渠道。

　　三是DC/EP将有利于增强区域化合作的金融粘性。DC/EP的便捷性和可靠性有利于与中国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多样、灵活的金融合作。DC/EP将为国际货币市场提供抵御美元等风险的优良替代选择。从目前国际舆论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对DC/EP表示高度关注。DC/EP将为推动与各国的双边共赢投资建设，联合抵御系统金融风险、增强区域资本市场活力提供全新的动能。

　　四是DC/EP将促进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并行、相对独立地稳健发展。DC/EP的技术特性有利于央行把控货币供应总闸门，有利于进一步做好人民币外汇管理、维护汇率稳定，也将有利于及时通过数字货币大数据反馈精准探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痛点和“疑难杂症”，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DC/EP的发展路径选择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当前我国人民银行是按行政区设置的，数字金融时代对货币运行的监管将超越区域性的限制，可能会涉及到整个央地银行机构改革。并且，DC/EP能够建立全新的、实时的动态金融业监控预警指标，在数字货币变革的驱动下，中国社会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发展将迎来全新的时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篇2

　　主旨讲话系统阐释了我们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鲜明主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于引领人类政治文明积极演进、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会各国政党领导人一致表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政党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也为各国推动本国发展提供了宝贵思路和重要启示。

　　深情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习总书记着眼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宏阔视角，从世界发展走向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重要理念，强调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应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格局面临新的发展关口，人类社会处于重要转折时期，主旨讲话深化了与会政党政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认识，有力地回答了“世界应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各国政党领导人普遍认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指明了正确方向，从中看到了世界的光明前景。

　　深入阐述建设美好世界的“四点倡议”。实现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美好世界”。习总书记准确把握各国人民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共同期待，围绕如何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向各国政党发出中共倡议。呼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让人人享有绿水青山。“四点倡议”掷地有声，凝聚了国际共识，勾画了清晰蓝图，有力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好世界、怎样建设美好世界”的重大问题。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践行者，习总书记的主旨讲话为推动这一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吹响了新的号角。

　　深刻诠释世界各国政党的责任使命。政党是各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国家发展的领路人，也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广泛汇聚包括世界各国政党在内的各方力量。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政党的角色和责任紧密相连，号召各国政党志存高远、敢于担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共同期待，自觉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习总书记强调，各国政党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不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表示，主旨讲话明确指出了所有与会政党的价值所在，将积极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篇3

　　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日益成为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以邻为壑、隔岸观火没有出路，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战疫全过程，通力合作、团结一心，才能战胜病毒、战胜疫情。

　　在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中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疫情发生后，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迅速启动国家应急响应，坚决做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全力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范围，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对湖北实施全面严格管控，用巨大的代价，为世界战疫争取了时间。当前，疫情在多国多点发生，形势十分复杂，需要世界各国毫不动摇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勇担疫情防控责任，在内防扩散、外防输出方面花力气、下功夫，努力做到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中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是对疫情发展形势进行科学判断的结果，但要注意，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绝不是要独善其身，仍需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其中。一方面是要突出抓重点、抓细节，狠抓机场、车站卡口管控，严格实行入境人员闭环管控，狠抓社区排查，继续坚持人员进出的严管严控标准，牢牢守好社区防线；另一方面，要科学有序加快复工复产，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加大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力度，竭力为全球战疫提供物资保障。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同样会经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阶段，在这个时候需要各国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挑战，切莫因防控形势的积极变化就产生“隔岸观火”的错误念头。

　　在交流互鉴、慷慨援助中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第一时间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有关防疫技术方案，与多个国家开展了技术交流，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同时，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克服自身物资紧张困难，向多国捐赠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目前已经向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8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同病相怜，同忧相救。”面对疫情，世界各国需要牢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信息交流、疫苗研发、医疗救治、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精诚合作、互帮互助，一起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

　　人类社会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波及100多个国家的局面，需要世界各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战“疫”全过程，携手共筑捍卫生命健康安全的铜墙铁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篇4

　　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体现着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的胸襟气度。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外援助尽显大国风范。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以多种形式感谢中方千里驰援，雪中送炭，多国民众也在网上点赞中国，在街头高呼“感谢中国”。

　　2020年初，在中国抗疫最困难的时刻，“千里同好、坚如金石”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政府不撤侨、不断航，并拿出了全国医院库存口罩捐给中国；日本伸出援手，随同“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等美好祝愿向中国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意大利第一个派出了医疗专家团队前往四川灾区援助，前期，中国处于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向中方提供了急需的物资援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疫情、灾情双重影响，巴基斯坦正面临数十年未有之严峻挑战。中国虽正处于举国抗疫的最吃劲阶段，但仍不忘“巴铁”兄弟情谊，提出综合治理蝗虫方案，无偿援助70多吨治蝗和抗疫“厚礼”；中国防疫物资也陆续抵韩国、日本；伊朗疫情加剧，中国第一时间向伊朗捐赠25万只口罩和5000份核酸检测试剂盒；在驰援意大利的物资包装上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印着古罗马时代哲学家赛内加的一句话：“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花朵。”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以及79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提供的抗疫物资援助。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在着力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同时，我国已向89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和柬埔寨这5个国家伸出援手，派出7批医疗专家组，并积极分享防控经验，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积极主动与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交流信息，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窗口”，彰显了“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般的守望相助、风雨同舟精神，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情怀和担当。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合作是最强武器，共克时艰是唯一正解。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多国多点暴发，当务之急是各国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携手抗击。此刻最应该做的是拿出胸襟和气度，用事实说话、以行动发声。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的中国效率和做派，说到底，是中国之治的恢弘力量，更是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积极宣示。

　　“青山一道，共担风雨。”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共同护佑世界各国人民的康宁，抵御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我们更坚信：经历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中国和友好国家的感情会更深，关系会更牢固，合作会更活跃，未来会更美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篇5

　　钮松一“舰”封喉给全球贸易敲警钟

　　全球瞩目的苏伊士运河大堵船，日前终于迎来转机。经过埃及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多日努力，“长赐号”最终完全恢复至正常航道，全世界也跟着长舒一口气。一“舰”封喉虽说危机已解，但这起突发性的堵船事件，还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海上航行通畅与安全的高度关注，也让各国切身感受到，国际物流一个时段的突然停滞，将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毫无疑问，与全球人口跨国流动很大程度已进入“航空时代”不同，全球大宗商品流动仍处于“航海时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制造业的全球分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精密产品生产的多国性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商品全球流动的总量与频率持续增加。此外，全球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为油气能源出口的扩大奠定了基础。为确保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维系全球物流海上通道的安全与有序，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努力。然而“百密一疏”，“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意外“卡壳”，顿时将国际海上物流通道安全的脆弱性“打回原形”，成为全球产业链维系与发展的“卡脖子”所在。

　　正如有观察人士所言：“长赐号”事件对于全球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和天价连锁经济损伤，远高于海盗劫掠所能造成的相对有限的损失。数据显示，全球25%集装箱运输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而亚欧海运集装箱贸易的比例更是达到100%。某种意义上，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与苏伊士运河这样的传统海上关键人工通道，是一种相互交织且应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未来苏伊士运河基础设施的优化和通行费用的合理化，会极大地助力全球产业链升级；同样的，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物流规模的扩大，也必然对苏伊士运河提出更高诉求。如何避免自身发展的脚步再次被传统水道卡住，应当成为“长赐号”事件给全球贸易敲响的警钟。

　　与此同时，这起事件对埃及而言也是必要的提醒。埃及经历过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艰难且曲折的历程，也曾因中东战争频繁而长期关闭运河。随着埃以媾和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以关系走向缓和，埃及开始真正从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中获利。面对不断增长的航运需求，埃及方面虽然也开凿了新苏伊士运河，但设施升级速度远不及国际货轮规模的发展速度。而随着通行费的不断上涨，很多国际货轮出于经济成本考量，也开始选择重归好望角。在这番大堵船的客观刺激之下，如何减少海运依赖，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必将被纳入更多国家的战略考量。这对于习惯“躺着”赚取高额通行费的埃及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

　　一艘超级货轮就能瘫痪一条两洋航线，说明它是如此重要，却又如此脆弱。加强运河的升级改造，完善既有的国际物流体系，优化“存量”的同时探索“增量”，才不至于使全球产业链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篇6

　　在最新一期的青年大学习中，领学人带我们来到了xx国际铁路港，这里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交汇点，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xx构建“国际陆海联运”走廊的重要载体。面对外交，我国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在充分表达我国决心的同时也要避免激化矛盾，维护本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时刻关心国家实事，积极投入到建设国家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