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党课讲稿：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完整）,供大家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能不断使其中国化，并创新出一系列成功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善于进行理论创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辉煌成就，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其关键因素正是中国人民在救国救民实践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创新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00年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中，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相继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此丰硕且富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创新成果背后，凝结着许多党的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后党的理论创新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倍加珍惜和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和总结出新的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重大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毛泽东思想
1.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于20世纪前中期，当时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战争与革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者则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大批赞成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认识到救中国，救人民，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适合中国的科学指导思想。
2.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原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1927年—1935年），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至抗日战争时期（1935年—1945年），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全面展开。解放战争时期至毛泽东同志逝世（1946年—1976年），是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
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可以得出这样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中国革命规律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独立创造的理论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极为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国情：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科学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成熟和发展的。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党内错误倾向、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摸索、选择、鉴别的结果。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乃至抗日战争时期，党内一度存在右倾投降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盲动主义，及其错误的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这些错误倾向和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危害极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与党内的这些错误倾向、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深入分析其错误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深刻揭露其巨大危害。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人物作斗争，争取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结果。应该说，在共产国际的初期（1919年3月—1927年7月），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虽然有个别原则问题的错误，但还是有益的多。在共产国际的中期（1927年7月—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人物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主要的了。其错误主要在于，一般号召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使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极其严重，使中国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
面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人物不顾中国国情，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对共产国际所有指示一切机械照办的倾向，以及在中国革命形势、道路、策略和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坚决斗争，坚决反对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瞎指挥，强调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遵义会议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人物作斗争的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处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会议。从此，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就加快了速度。
第四，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中国国情，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对中华民族和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勇于担当，艰难探索，独立思考的结果。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各种的痛苦”，积极工作，勇于担当，使党内的许多领导同志逐渐接受他的正确意见，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在与党内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本人多次受到错误处分。但是，毛泽东同志从不消沉，始终本着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中华民族和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坚决反对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展开、重点突破和初步形成阶段；
二是从党的十五大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进入了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第一，是我们党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战略的思维谋划全局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大变动大调整，且变动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种种新情况，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挫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涉及国家之广泛、领域之全面，改革调整程度之深刻、持续之长久，都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如此深刻、巨大的变化以及仍然较大的现实压力，我们党要解决好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迎接时代提出的新挑战，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思想上没有新的解放不行，实践上没有新的创造不行，理论上没有新的发展也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我们党为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战略的思维谋划全局，科学认识和正确应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理论思考。
第二，是科学总结、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许多理论探索，在独立自主的实践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经历了失误和挫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从而成功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离开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不可设想的。
第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及其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科学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团结带领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巨大解放，也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高度弘扬。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成果指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也是科学理论发展的不竭源泉。我们党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潮流的前面，准确把握改革的方向、目标，热情支持、鼓励、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及时吸取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探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四，是在坚持对外开放，正确对待西方先进科技、经济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先进的文化成果的结果。二战后，世界兴起两场交织的运动：一是规模、广度深度与影响力远超从前的以原子能、电子信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航天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开拓出许多新兴产业，扩大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秩序；
二是获得政治独立后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这两场运动叠加一起，直接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和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一是客观、科学地看到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发展成就和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的经验；
二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分析、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坚决抵制批判盲目崇洋、全盘西化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吹捧迷信的倾向，同时积极吸取西方文明成果中没有阶级性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的一切积极成果；
三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主动顺应全球化，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大量引进外资和大力引进、吸收、改造西方先进技术并进行集成创新。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进而越来越从世界经济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
第五，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正确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优越性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正确道路的新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注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优势，一方面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了改革、发展与完善；
另一方面，在引进市场经济规则的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嫁接，以利于在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下，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长处，规范与驯化市场经济的短处，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六，是科学总结、正确对待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发生了严重曲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也更加引人深思。苏联和一批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丧失，国家制度变质，付出了惨痛代价。其根本原因，一是这些国家的领导核心——共产党丧失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盲目追捧，并制定了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纲领、改革路线和目标；
二是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没有科学、历史、全面的态度，简单否定一切，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抛弃了党的领导。
这一悲剧及其结果，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震撼，给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改革时把握正确方向提供了极大的警示。我们党认真汲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中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以及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时代大趋势的结果。认清时代大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关于时代大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科学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变”表现在哪里？
从世情看，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处于大变动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日趋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和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不同制度模式、发展道路和价值观的竞争也日益凸显。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贸易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强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
从国情看，主要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尤其是伴随经济发展形势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新旧动能转换期“三期叠加”，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紧迫，中国社会发展日益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
从党情看，主要是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极其重要，日益紧迫。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该如何进行自我革命以加强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进而引领社会革命的问题，摆在了党的建设的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不变”主要表现在哪里？从世情看，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紧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参与国际上的各种事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
从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增长速度不可避免换挡的同时，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持续转换，改革开放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从党情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实践新要求的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许多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的重要成果。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人民新期待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和逻辑展开。具体表现就是，坚持人民立场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顺应人民新期待，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回应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权益的新诉求新期盼，致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坚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民生为“指南针”的工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作为根本标尺，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更多更公正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前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待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个重要观点：一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三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东欧剧变惨痛教训的结果。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意汲取东欧剧变惨痛教训：“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
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绝不在改革上犯颠覆性错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全面从严治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等，就饱含他对汲取东欧剧变惨痛教训的深深考量。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党在创新理论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在不断提升全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思想旗帜，党的理论创新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理论创新取决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特别是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前句话指的是要提高党的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后句话强调的则是要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党的第一个十年里，年幼的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导致革命实践屡遭严重挫折。第二个十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成为领导核心之后，不仅革命实践发展顺利，而且党的理论水平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建党初期二十年中的跌跌撞撞、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使毛泽东同志更加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为了整体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先后创建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克思列宁学院，并在延安掀起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党理论大学习。为提高中央委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我们党专门成立了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组长。对于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强调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这次大学习在全党范围内普及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造就一大批具有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无不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同志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多次号召全党要善于重新学习理论和其他知识，明确提出新时期干部教育方针，要把中央机关办成培养干部的大学校。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党的事业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不同以往且越来越复杂、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不断拓展且越来越艰巨，党的主要领导以及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入到一个需要进步、提升的阶段。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为此，党中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政党，并建立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以提升党内“关键少数人”的理论水平，同时还创建了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干部学院，以加大对领导干部理论水平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执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不仅提高了政治局层面的“关键少数”中央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带动全党全国人民对理论的学习和理论水平的提高，进而加快了党的理论创新步伐。理论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党内推进理论武装、提升党的理论水平和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基础的过程，同时也是推进和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
（二）在注重调查研究与全面把握中国实际和中国特点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党的理论创新过程，实质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为此，党的理论创新必须抓住两头：一是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二是全面把握中国实际，了解中国特点。
了解中国实际和掌握中国特点的最好途径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革命理论，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毛泽东同志的大量社会调查，为我们党了解中国国情、制定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客观依据和成熟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全党来说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为此，毛泽东同志多次在党内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尽快熟悉新情况，了解新问题，探索和挖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一生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全面了解，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调查研究，掌握世情、国情和党情，成为我们党制定政策和创新理论的法宝。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理论创新活动，都离不开通过调查研究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准确把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全面了解和深刻把握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力。
（三）在不断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离开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一切理论创新都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也是如此。正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富实践，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的动力。
理论创新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不断为党的理论创新提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一系列重要实践和问题的把握和解决，一定意义上就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实践不仅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丰厚土壤，也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大革命失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中，我们党走出一条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实践中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背景下，我们党率领工农红军成功实现战略大转移，不仅走到了抗日前线，而且在延安时期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抗战胜利后的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等一系列问题提上党的议事日程。我们党在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和解决中，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大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观点，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给我们党提出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时代问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回答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实践创新与理论探索，取得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不断发展，理论创新必须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善于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以新的重大理论观点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在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进行反倾向斗争和与错误思潮作斗争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正确思想总是伴随着与错误思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激烈斗争的过程。列宁也是在与民粹主义、历史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等进行不妥协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列宁主义的。
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就勇于进行反倾向斗争和与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并在斗争中推进党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建党初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三次大的思想论战（“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批判国家主义错误思想、批判戴季陶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此，我们党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倾向斗争和对各种反动、错误思想的斗争。纵观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始终伴随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的同国民党反动思想以及党内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错误思想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与各种各样的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更不能相互割裂甚至对立，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实际上也是对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另一种表述，是在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扫除障碍。总之，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五）在正确处理领袖与集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党的理论创新从一开始就与吸收集体智慧分不开。党的理论创新过程就是一个集中集体智慧的过程，就是党的领导核心把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和全体党员的智慧集中起来，并加以归纳整合、系统提升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集中集体智慧的典范。党的众多领导人与许多理论工作者先后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了智慧。但是，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还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这样，之后党的理论创新也都是这样。这已经成为我党理论创新的定式，即：党的领袖把党内外不同群体的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智慧进行总结提升，经过不断的实践检验和理论再提升，最终形成符合科学规范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体系。比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重大理论、重大论断、重大决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然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但为了更好地吸收党内外的集体智慧，保证报告所体现的思想能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地反映全党意志和人民意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报告起草组组长。整个起草阶段，报告起草组展开了一系列的报告议题征求意见活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调研活动、意见稿的征求意见和建议活动，广泛地征求和吸收了党内外、中央地方、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集中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和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六）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守正创新
理论创新反映了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但实践中出现了新变化，并非任何人都能够据此进行理论创新。这里有一个以何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勇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危害至深。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再到习近平总书记，都具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勇气。
革命时期，被指责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同志，深得马克思主义精髓，一生都在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同志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其核心就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正确处理“不变”与“变”的关系。“不变”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世界观；
“变”的是其中有些具体的个别结论，甚至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理论。“不变”的要始终坚持，即守正；
“变”的要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加以与时俱进地发展，即创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忠实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总结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我们党始终守着马克思主义之“正”，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新”。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的关系，就是“总店”与“分店”的关系。我们党的系列创新理论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承前启后、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的关系。任何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或断章取义地认识我们党的系列创新理论的观点和实践都是极其错误、有害的。
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不断发展出能揭示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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