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关于“躺平主义”群像特征、时代成因思考与分析,供大家参考。
关于“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时代成因思考与分析
2021年，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文席卷互联网，使“躺平主义”一跃成为现象级流行语。“躺平主义”以其喜感的调侃方式、动态的叙事风格和悲情的心理构境，一经网络媒介的发酵与传播，迅速拨动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一时间燃爆公共舆论场。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角度来看，“躺平主义”传承了“佛系主义”的“丧文化”基因，但却拥有更加清晰的身份标识和更为明确的实践指向。
“躺平主义”主要关涉“80后”、“90后”两代已经参与社会劳动的青年群体。“躺平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实践动机是要对抗社会的高度“内卷化”。所谓“内卷化”如今被泛指社会某些领域的劳动边际效应持续锐减，劳动主体被迫卷入“恶性竞争”和“高度内耗”状态，从而造成“个体‘收益努力比’呈现某种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为此，部分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们不再积极渴求成功与奋进，而是宁愿主动降低自身欲求，通过贯彻“断舍离”的生活理念和“丧佛躺”的生活方式，使自身实现“超然物外”的生活状态。然而，在工作压力与生活成本双重叠加的现代社会，真正具备“躺平”资格并选择“躺平”生活的青年人毕竟是少数。《**》锐评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叫醒”。正因如此，“躺平主义”更像是蛰伏于青年人内心深处的一种“镜像人格”，是当代青年在面对社会高度竞争压力之下，能够借此获得情绪宣泄和压力释放的一种标签化、符号化的话语狂欢与文化表征。本文试图在勾勒“躺平主义”群像特征基础上，分析其社会成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
一、“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跃升意味着当代年轻人尽管仍需要倚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更加期望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他们最初充满着对职场生活的炽热、激情与渴望，社会劳动几乎承载着他们全部的理想、抱负和未来。然而，全力以赴的结果如果是满足感的频频“缺席”，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便会沦为强制性的、束缚个性发展的铰链，呈现为一种非创造性的劳动形态。“躺平主义”正是当代青年对非创造性劳动表现出的一种消极抵触和软性抵抗。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心理表征、价值构境、话语叙事和形象定位等维度加以窥探“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1.心理表征：集体记忆里的“劳动创伤”
心理表征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指外界事物在主体心里的主观反映和存在方式。“躺平主义”者的心理表征主要表现为主体在参与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最初来源于劳动主体所亲历的某些伤害性事件（如工作中的失败经历、同事间的紧张关系、被领导责备等），它们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主体在认知、情感甚至价值层面的消极反应（如心理疲惫、情绪衰竭、精神焦虑等）。这些消极体验和负面情绪一旦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释放与疏解，就极易在青年人的潜意识里持续累积，最终形成对工作本身（劳动）的负面记忆。“创伤记忆”最初以碎片化和个体化的形式留存在主体心里。由于每个人对创伤的感受和体验不同，个体表达创伤的方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创伤在个体化的话语叙事中就难以被集体反思而成为一种公共性话语表达。但是，“创伤记忆”一旦借助媒介技术的“言说”与传播，就会以符号表征的形式再现，唤醒人们的深层负面记忆，从而获得集体的情感认同。事实上，“躺平主义”的话语叙事恰恰是由于网络媒体的煽动与渲染，并与部分青年群体的“劳动创伤”记忆形成深度互契，才能够被即时性地转化为一种“集体情绪”和社会话题。
2.价值构境：高度“内卷”下的“劳动无用”
“躺平主义”的价值构境承载着当代青年对社会“内卷化”的不满，对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愤慨，以及对自身无能为力的无奈。“躺平主义”者声称在社会高度“内卷化”面前，再多努力也是徒劳，唯有“躺平”才是正道。在某种意义上，“年轻人选择躺平，就是选择走向边缘，超脱于加班、升职、挣钱、买房的主流路径之外，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他们通过“欲望降级”和“消费抑制”来降低自身“难以企及”的价值期待，借助“反消费主义”和“为自己而活”的话语策略来彰显自身“超越凡俗”的价值境界。“躺平主义”者将“内卷化”视为“失败”的根本因由，通过夸大外部环境的制约效应来增强“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成功”的心理暗示，其目的无非是要为自己寻求一份心理慰藉和自我接纳。然而，“躺平主义”对外因的强化，同时也是对主体价值的矮化和对劳动意义的弱化。“躺平主义”者以“躺平不干”和“先躺为敬”的行为表征，预设“拼搏奋斗”的不可能性，消解“勤奋努力”的实践价值，这不仅抹杀了自身作为劳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否定了劳动作为“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的创造可能性，从而展现出“躺平主义”的文化叙事背后所隐匿的“劳动无用”的底层价值逻辑。
3.话语叙事：弱者权利里的“劳动自由”
劳动自由是劳动主体依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劳动的权利。“躺平主义”者声称“躺平”是一种“劳动自由”。因为在他们看来，“躺平”不是拒绝劳动，而是拒绝超出自己能力负荷的劳动，其目的是要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去。对于“躺平主义”者而言，幸福就是珍惜每时每刻的“小确幸”，快乐就是享受一点一滴的“小美好”。然而，这两种劳动自由具有本质区别，需要我们加以甄别。以塞亚␎伯林认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分。积极自由是“有能力去做某件事的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被干扰做某件事的自由”。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是人们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从必要劳动中解脱出来以后，主动追求有意义的劳动形式的过程，是一种积极自由。反观“躺平主义”者所谋求的相对舒适安逸的生活，不是主动创造的结果，只是逃避现实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自由。
4.形象定位：“智者运动”下的“劳动解放”
在一般性意义上，劳动解放就是将人从强迫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创造性劳动的过程。“躺平主义”者强调，“躺平”不是一味地消极怠惰，只是借助“丧”的方式来反抗裹挟，其最终目的是要“改造丧，以低姿态进行冷静、理性并勇敢地面对新事物”。也就是说，“躺平主义”所宣示的“躺平”，既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谋略”，也是一种“经过反思的生活”。“躺平主义”不是鼓励逃避劳动和放弃劳动，而是期望通过一种看似“最无所作为”的“奋斗姿态”来争取“劳动解放”。然而，人终究是社会性动物。不存在脱离社会的个人，更不存在超越社会发展的个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解放需要社会的制度条件（共产主义制度的创建）和社会的经济条件（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双重实现。“躺平主义”消极应付劳动的结果，只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因此，“躺平主义”所谋求的“劳动解放”尽管看似具有一定的积极意味，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虚无主义”。
二、“躺平主义”的时代成因
“躺平主义”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时代困境的群像反映，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利益动因和广泛的现实缘由。尤其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非创造性劳动困境，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转型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症候。这种社会文化症候根源于劳动功利化倾向的纵深蔓延，表现为以功利化劳动为轴心所形成的社会不良氛围，通过影响人们的劳动观念、劳动环境和劳动技能，进而制约当代青年创造性劳动的实现。对于“躺平”者而言，“躺平”不仅是应对劳动焦虑的一种行为反应模式，也是对抗功利化劳动趋势的一种被动防御机制。
1.劳动目的庸俗化是“躺平主义”生成的思想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化劳动价值观泛滥。部分青年人对于参与某项社会劳动的现实考量不再是对意义世界的价值衡量，而更多的是对作为能否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的利益计算。工具理性使个人私欲逐渐膨胀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精神领域的拜金主义、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从而使部分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面临趋向单向度、庸俗化发展的风险。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功利性的生存体验形式，对于部分年轻人的职业发展而言，往往意味着劳动意义的贬值和劳动目的的物化。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布的《20xx年中国高考热门本科专业类排名及介绍》显示，计算机、金融、自动化和医学等专业再度成为高考生的报考热选。调查表明，高考生热衷于这些专业的原因大多不是基于自身的兴趣和爱好，而是期望能够在未来获得一份薪资高、待遇好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部分青年人在最初的专业报考阶段已然屈从于纯粹以获利为目的的就业选择。然而，不少青年人纷纷投身于热门行业、纯粹执着于面子工作，实质上却是一种急功近利、未经深思熟虑的短视行为。一旦遭遇现实的挫折与压力，他们往往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最终在无所适从中选择半途而废。工具理性的另一种负效应就是会导致一部分人对成功标准的单一化定义。在当今社会，“加班文化”和“996福报”的盛行就极为形象地定义了某些劳动群体的成功标准。“金钱至上”和“名利崇拜”不但被部分社会精英标榜，就连相当一部分青年打工者也将其作为信条。希望的萌芽一旦遭遇现实的摧残，最初燃起在青年人心中的奋斗火苗往往也更容易被瞬间掐灭，难以复燃。“躺平主义”作为部分青年人在未能企及自我预设的“成功标准”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防御性悲观”，恰恰证明他们仍处在一个主导价值观缺失而成功观又过于狭隘的状态。
2.劳动体验外在化是“躺平主义”生成的工具性根源
劳动体验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认知感受。良好的劳动体验是保证劳动者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劳动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的某些领域，人们展现出了对劳动的“工具性价值”的钟情与偏爱。一方面，一些人片面强调劳动的物质性、经济性和实用性，甚至将获取利益的多寡作为评价劳动的唯一准则，在他们心目中劳动因此有了三六九等之分、高低贵贱之别。另一方面，部分人痴迷于“效率迷恋”和“竞争激励”的市场运行法则，试图借助资本的作用来谋取社会财富，反而使自身被迫陷入严重的时间匮乏之中，在不断加速的社会竞争赛道上沦为资本扩张的“棋子”。于是，在急功近利的部分行业里，劳动的尊严感被劳动的高低等级秩序所降解，劳动的舒适感被“时间暴政”和加速竞争所挤占，劳动的价值感被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所取代，人们的劳动体验不再取决于劳动本身对人的价值的实现，而更多地来自劳动的工具化倾向对主体生活的管制和约束。面对劳动体验被外在力量所支配和操纵的困境，部分年轻人陷入焦虑、迷茫和失望的状态之中，他们借助“躺平”来寻求自我抚慰和自我麻痹，目的无非是要填补自身劳动体验的意义缺失。
3.劳动技能同质化是“躺平主义”生成的动力性根源
在追逐效益的现代社会，劳动常常被人们纯粹视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表现为一种以追求功利为动力的效益型劳动。效益型劳动意味着，劳动技能的获取与提升不是以“劳动者自身的长远发展”和“劳动产品本身的卓越品质”为最终考量，而是纯粹将提高外部效益作为技能培训的核心动力。尤其是对于部分职场新人来说，他们急于求成地想要完成“考核要求”所规定的业绩和指标，往往难以沉下心来认真打磨自身的技能与本领。于是，在效益型劳动模式里，“时间管控”抑制了“精益求精”，“产量诉求”钝化了“独具匠心”，“效益至上”磨灭了“自由创造”，劳动技能丧失了原本的工匠特质和创造活力，沦为同质化了的工具和手段。即使是在对创新性尚具有较高要求的现代化工种里，“工匠精神”也正在被“名利场”所迅速浸染，结果是劳动技能在“创意的流水线”上同样避免不了“被模仿化”和“再类型化”的境遇。这种同质化、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技能习得，不仅使一部分青年人丧失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和底气，也使他们失去了再次择业的价值与机会。今天当我们理性审视青年人以“躺平”之姿消极应对社会劳动之时，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躺平主义”的舆论井喷也在警示我们有必要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有效应对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现实境遇。
三、“躺平主义”的应对策略
可以说，“躺平主义”是部分青年人应对劳动困境的一种“暂时性”的心理调节机制和“战术性”的行为调整策略。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言，他们是寄望于在“躺平”中获得“喘息”以便等待合适时机再出发，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站立”。然而，“躺平主义”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不能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青年人的幸福人生只有通过奋斗才能实现。新时代我们要助推“躺平青年”变为“奋斗青年”，通过塑造自立自强的理想人格、构建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培育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让青年一代能够在劳动的幸福体验中绽放无愧于时代的靓丽青春和精彩人生。
1.塑造自立自强的理想人格
当代青年拥有安稳的生活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理应秉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不懈奋斗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跃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惧者。”作为时代红利的享有者，青年人更应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努力成为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抱负、有担当的“奋斗一族”。青年人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期，塑造理想人格对于积极应对现实挑战至关重要。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价值多元和观念多样的复杂时代经受住腐朽思想的侵蚀与干扰，避免在精神藩篱和思想迷雾中迷失方向。二是要加强劳动教育。青年人要主动学习和自觉践行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形成崇尚劳动和尊重劳动的价值理念。只有克服投机取巧和不劳而获的“懒人思维”，才能在诚实劳动中体验到由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幸福与喜悦。三是要提高抗压能力。要理性看待理想实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断提高对抗挫折的承载力和抵御力。只有时刻保持敢为人先、大胆作为、无惧失败的精神状态，才能泰然面对人生际遇中的顺境与逆境。
2.构建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
构建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就是要让劳动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导向，其根本目的是要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一是要实现正义的劳动分配。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价值都由劳动创造。因而，社会分配应该以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作为根本依据。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的整体分配需要让劳动者获得大部分收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的社会分配应处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按劳分配要依据“差别原则”进行公平分配。这种“差别性”主要体现在既要能够激发劳动者“多劳多得”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能够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二是要促进平等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新时代通过法律手段降低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捍卫劳动者的“劳动体面”和“劳动尊严”，是提高青年人的劳动参与度和劳动积极性的重要前提。三是要创造人性化的劳动环境。劳动环境是劳动活动展开的基本场所。劳动环境是否具有人性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劳动幸福感。粗陋恶劣的劳动条件、超出负荷的劳动强度和具有压迫性的劳动强制，必然会给劳动者带来痛苦体验。只有通过公平的制度设计、和谐的秩序安排和温情的文化营造，不断提升劳动环境的人性化程度，才能切实提高青年人的劳动质量和幸福指数。
3.培育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
劳动能力是劳动者劳动素养的外在表现，也是劳动者实现劳动幸福的具体能力展现。劳动幸福的实现层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劳动能力的高低。一方面，在劳动分工趋于专业化和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的实现有赖于劳动者能够掌握与自身职业相匹配的专业化的劳动能力。青年人如果拥有专业精湛、技能卓越的劳动能力，具备在某个专业领域不断开拓的创造力、主动性和进取心，他们就更有可能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收获更多的荣誉感、满足感和获得感。另一方面，劳动幸福也有赖于劳动能力的全面提升。马克思认为，劳动幸福本质上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不断彰显，是人的个性和潜能得以全面展露和丰富呈现的过程。一旦青年人长期困滞在狭隘的劳动范围和狭窄的专业环境，他们的身心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因而，要积极引导青年群体走出劳动舒适区，主动参与丰富多彩的劳动体验，通过不断挖掘自身的各项潜能和各种可能性，使自己能够逐渐获得可以凭借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自主选择、支配和开展不同劳动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能够不断地将“新的内涵、内容加入到人的规定性之中”，从而使劳动者获得更高层次的劳动自由和劳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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