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作者：樊瑞平[1];郭玲娣[2]作者机构：[1]正定县文物保管所;[2]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出版物刊名：文物页码：38-43页主题词：正定;舍利;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寺塔;文物;建筑工程;保护地;遗址;居民小区摘要：<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正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舍利寺即八大寺之一,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宋代以后历代均有修葺,现仅存遗址。此遗址位于正定城内西北隅,由于这里已规划为居民小区,建筑工程开工在即。为了保护地下文物,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报请河北省文物局批准,并委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樊书海同志到现场指导,于1995年11月对遗址
篇二：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36中原文物
2008年第1期试析河南北宋砖雕壁画墓八角形墓室形制来源及其象征意义易
晴(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Abstract:Theoctagonimitativetimerworkbrick-stonetombsprevailedafterEmperorRenzongofNorthernSongdynasty1TheshapeshouldbecomesfromtheundergroundpalaceortombtowerwhichusedtoburytheBuddhistrelics1Thespiritmaybetheideaofsymblizingalldirections,whichistheamalgamationoftheideaofKanyuandBuddhism,sotheoctagontombcontinuedthetraditionalideaoftheHeavenOverturnandGroundCarry1Keywords:Henan;NorthernSongdynasty;tomb;octagon摘要:八角形仿木结构砖石墓葬在北宋仁宗以后流行,其形制来源于瘗埋佛僧舍利的地宫和墓塔以及遍及全国的佛塔,但其精神内核则是中国古代/象八方0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在民间堪舆思想和佛教观念的融合过程中,重新诠释后的再创造。八角形墓室建筑是中国传统墓葬/天覆地载0思想在北宋朝的延续。关键词:河南;北宋;墓葬;八角形
八角形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墓室建筑形制,开始出现在北宋朝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南的两京1地区和两京以北的山西、河北一带)和辽代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年)以后的辽属北方地区。对于八角形墓室形制的流行,一些学者纷纷指出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丧葬习俗如何受到佛教的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八角形制在丧葬和佛教中是否象征着同样的含义?以上种种问题,在笔者看来,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长期以来,对于辽代墓葬的研究虽然由于考古材料的丰富,已经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对处于汉族统治中心地区的丧葬风俗变化的观察则显得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将北宋河南地区所广泛出现的八角形墓室形制的来源问题及其象征意义,作为本文观察和思考的重点。一、河南北宋八角形墓葬形制分布与特点根据有关考古材料表明,河南北宋砖雕壁画墓的墓葬形制盛行带斜坡、梯墓道或者竖井式墓道的砖石墓,多采用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墓室形制,单室、多室墓均有,墓室多为砖o砌仿木结构,墓内周壁砖雕座椅、门窗和彩绘壁画。砖雕壁画墓的分布范围主要涉及河南省郑州、洛阳、禹州、汝州、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信阳等原属北宋京西北路的广大地区,以及现为河南南阳,原属京西南路的邓州、唐州地区;在河南省的北部,则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安阳、新乡、焦作等原属河北西路相州、卫州、怀州地区的狭长地带。据不完全统计,圆形墓室主要集中在北宋皇陵所在地)))郑州巩义地区,洛阳和安阳地区也有零星分布;六角形墓室形制的分布地区则主要是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禹州、平顶山、南阳的广大地区,黄河以北及郑州、洛阳地区零星分布;方形墓室在洛阳地区、焦作、林县、安阳、新乡等靠近陕西、山西的河南省北部地区还是主流,唐以后的弧边方形墓室仍然存在,但是也可以看到在墓室形制上的新变化,就是墓室平面保留唐以来的弧边方形,但在墓顶的建筑上出现了八角叠涩;八角形的墓室形制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在嵩岳以南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洛阳地区的洛阳、新安、嵩县,焦作?
试析河南北宋砖雕壁画墓八角形墓室形制来源及其象征意义37的温县,安阳、新乡等地区皆有重大的发现。此外,在河南省的南部信阳地区也有零星分布。八角形作为河南地区具有典型特征的北宋墓葬形制,目前,根据考古发掘报告表明,有新安3座,洛阳4座、登封5座、新密2座、温县2座,伊川、嵩县、禹县、新郑、宝丰、安阳、荥阳、林县各1座。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最为集中的地区在登封。而具代表性的八角形墓以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为典型实例,其形制为仿木结构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阶梯式墓道位于甬道南端,长7米,宽0175米;墓门砌有砖雕门楼,高112米,宽0165米;墓门内为甬道,砖券拱顶,高112米,长018米,宽0165米;封门砖内外两层;墓室平面八角形,每边长018米,直径2145米,顶部为八角攒尖顶,通高313米。墓室各壁均仿居室木构,自下而上分为三部分。下部各角砌出抹角倚柱,柱间砌阑额和普柏枋,墓室墙壁绘有壁画或者是砖雕壁画,北壁砖砌假门;中部转角砖砌斗拱,斗拱上砖砌替木、撩檐枋,拱眼壁彩绘壁画;上部为八角攒尖顶,砖砌垂花饰,凹形砖砌棺床。二、八角形制墓室来源追溯具有特殊含义的八角形制,能够看到两条较为集中而清晰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伴随着密教在唐代的传播而广泛流传开来的佛教经幢。经幢是唐代才出现的一种多面体的佛教石刻,其上大都刻有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6,其主要形制即为八角形,也有六角、四面体、圆形等(形制与河南地区北宋墓葬形制相若)。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6属于密教的经典之一。此经在7世纪下半叶得以迅速的流行,是因为其/不仅可祈求现实的利益,永离病苦、延年益寿,并且可免除因业障恶因招致地狱、畜生、饿鬼恶道的果报,更可得佛授记,尽此生后可往生诸佛国土0。此经兼济生灵与亡者,强调/持诵尊胜者,而得以延命长寿,及免除地狱之苦0。因此,尊胜幢因其/尘沾影覆0的功效而广为流传。台湾学者刘淑芬女士对于经幢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经幢的来源之一是北凉石塔;另外,它的形制也和北朝迄唐以来建筑上所流行的八角柱有关0。这是对经幢的八角形制来源给予一个较为直观的形象判断。笔者需要指出的à????是,北凉石塔的八角形塔基明确地显示出了八菩萨和八卦之间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佛教在传播的初期就和汉地传统的八方观念相互融合。此外,对于经幢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以后的流传,其八角形的特殊寓意,我们也能够从佛教的经典中找到依据。佛教般若部5佛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6称/若人成就此曼陀罗,当依外曼陀罗法画内曼陀罗,于其中间画八角宝柱,如八曼陀罗相0;密教部经典5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普萨万行首椤严经6提到/佛告阿难若未世人愿立道场,则方圆丈六为八角坛0;密教部5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6称/入三摩耶灌顶道场,,磨白檀香涂作八角曼茶罗。犹如满月或似八叶莲华0。依上所言,八角形是为密教道场中具有特殊寓意的形状,象征着八曼陀罗。而5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诀6宣称:/放杂宝色光成妙显山名坚胜法界座种也,今人共号为须弥座者,从此立名。非是须弥卢山四宝所成者。此妙座高显犹如彼山。故以喻之。山有八面,面各有门。于中空同八大菩萨常所居宫也。而诸菩萨各据一面而演说法。于其室内乃有十方诸佛微尘大会。0这段记载提供的重要信息是,须弥座和八角形何以结合在一起,八角形成为八大菩萨所居之须弥山的象征。在时间上,按照5义诀6之说,此经当为/开元七年(719年)达西京0。须弥座上八角柱为经幢的八角形制寓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依据。与此同时,八角形作为具有特殊含义的形状已经出现在大唐的礼制建筑中。这就构成我们讨论八角形制来源的第二条线索。唐杜佑5通典6卷第四十五论述方丘之沿革:/周制,大司乐云:-夏日至礼地祇于泽中方丘.,其丘在国之北,就阴位。礼神之玉以黄琮,琮,八方,象地。0祭地方丘之制,从后周开始,就时有参议。/后周祭后土地祇,于国北郊六里为坛,坛一成,八方。0大唐之初,详议礼制,/黄琮,八方之玉,以象地形0。高宗乾封三年(667年)正月泰山封禅,/,,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方坛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0;永淳二年(683年)诏定仪注,于是议/禅祭坛,上饰以金,四面依方色,为八角方坛0;太宗永徽三年(652年)六月曾诏议明堂制度,/上基方九雉,八角,,上基象黄琮,为á
38考古研究八角,,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vl??窗0。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再议明堂:/基八面,象八方。按5周礼6-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5汉书6,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0诏下之后,犹群议未决,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武后垂拱三年至四年(687~688年)间,武则天终于/以高宗遗意0,令沙门薛怀义在洛阳乾元殿址上建成/自我作古,用适于事0的武则天明堂,而这个明堂的/主体建筑建在八角形夯土基座上0。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认为其/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0,令将作大匠康巩素往东都毁明堂;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巩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0。八角形作为/黄琮礼地0的表征在唐高宗、武则天这个时期尤为明显,就连武氏改zl??字,也把国改为/圀0,寓意八方之地。此后,八角形/象八方0,一方面,在国家礼制建筑中逐渐式微。虽然在五代时期有讨论{l??/黄琮八角0的记载,北宋的方丘之制有八角形制,但是,在国家祭祀中,|l??yl??xl??wl??建造了现存最早的一例八角形墓塔)))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塔。/净藏禅师,天宝五年(746年)殁于会善寺。塔平面等边八角形,内辟八角小室。塔身四隅,砌成倚柱,露出五面,当为八角柱。塔身正面圆券门左右两侧门扇状,四隅面侧直棂窗。屋顶之上须弥座,八角砖砌山华蕉叶形;更上平面圆形须弥座,上施仰莲。最上为石制仰覆莲座及火焰宝珠。0此塔的形制特征,依笔者看来,是融合了佛教经幢与传统的墓葬符号为一体的建筑风格。虽然须弥座和八角形显示出和佛教之间的联系,但是壁上砖砌的假门假窗已经显示出这个八角形的特殊意味:墓塔已经和墓葬的风水八方紧密的结合起來。此后,八角形逐渐成为五代、宋以后佛塔的流行形制,较早的实例有河南安阳天宁寺塔(952年)、江苏江宁县栖霞山栖霞寺舍利塔(五代吴越王朝)、浙江杭州灵隐寺双石塔(960年)、浙江杭州闸口白塔(960年)、河南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975年)等。八角形成为地下墓室形制,最早的一例是河北正定舍利寺塔的地宫,其年代/应为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年)之后的十二年间0。在河南地区,民间墓葬在墓室形制上的变化,从晚唐的砖砌四角弧边形到五代时期形成较为规范化的十二边形,逐渐形成在北宋仁宗以后规范化的八角形仿木结构砖石墓葬,其形制演变轨迹的是从经幢至瘗埋佛僧舍利的地宫;从墓塔至民间丧葬墓室,但其精神内核则是5周易6的后天八卦方位,是经由民间堪舆思想,在佛教的融合过程中,重新诠释后的再创造。观察八角形的演变轨迹,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角形作为体现地/象八方0的特殊形制,首先附体在佛教的中原化过程中,与佛教的传播相得益彰,逐渐成为唐以后集儒、道、释为一体的典型样式。三、八角形的象征意义基于对八角形制来源的认识,笔者进一步认为,北宋河南地区墓葬的八角形制,是中国传统墓葬中/象天地0思想在北宋朝的延续。5老子#道德经6中说:/人法地,地法天。0/模仿天地四方,将天地四时的宇宙概念引入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来,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在汉代得到广泛普及的一种社会观念。0zm??ym??xm??wm??vm??um??~l??}l??/天圆地方0观念在国家的礼制建筑中逐渐规范化;另一方面,则随着唐代民间堪舆的兴盛和阴阳五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唐王希明5太乙金镜式经6推八门所主法谓:/天有八门,以通八风也。地有八方,以应八卦之纲纪、四时,主于万物者也。开门直乾,位在西北,主开向通达。休直坎,位正北,主休息、安居。生门直艮,位东北,主生育万物。伤门直震,位正东,主疾病、灾祸。杜门直巽,位东南,主闭塞不通。景门直离,正位南,主鬼怪亡遗、惊恐奔走。四门直坤,位在西南,主死丧、埋葬。惊门直兑,位正西,主惊恐奔走。开、休、生三门大吉,景门小吉,惊门小凶,死、伤、杜大凶。0地有八方,印合八卦,配以天之八门、东南西北四灵、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形成一个集五行、八卦、九宫、十二度为经纬的庞大的时间、空间系统,表达中华民族对神秘莫测的宇宙的认识。地/象八方0的观念和八角形的融合,在民间,首先是体现在佛教的墓塔之中。唐天宝五年(746年),在离西京洛阳不远的嵩山脚下,丧葬活动中更是如此。从汉代至唐代,在墓葬中
试析河南北宋砖雕壁画墓八角形墓室形制来源及其象征意义39模拟出宇宙之星图,引入四灵、天上神仙、地下鬼怪图像,与反映人间之宴饮、出行、仪仗、历史故事、生产生活等图景,作为墓葬中并行不悖的两大系统,始终存在。墓葬中体现的/象天地0之古老传统,虽然由于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融入新的内容,呈现别样的面貌,但其基因始终未变。到了唐宋,/象天地0思想亦在唐宋堪舆盛行的状态下,呈现出时代的特征。徐殿魁先生在5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6一文中把洛阳地区的隋唐墓葬分为四期,其中对于洛阳地区中、晚唐墓葬形制的轨迹作如下论述:/中唐墓墓道缩短,出现竖井短斜坡墓道及台阶斜坡墓道。墓室竖长方形,出现十二生肖壁龛墓。-刀形.墓比较流行。棺床一般仍靠近墓室西壁。晚唐墓,墓道明显缩短,多成竖井斜坡状。-单梯形.及-双梯形.墓开始流行,十二生肖壁龛墓仍在继续沿用。棺多停放在墓室西部,但砖砌棺床趋向消失。0比较洛阳地区隋唐墓葬在中晚唐形制上的变化,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十二生肖壁龛墓的增加,这似乎表示,虽然在墓室形制上延续的是传统的长方形或梯形,但是,其墓室中象征天地的观念得以加强。另外,重要的变化亦出现在中、晚唐的墓志中。山西省沁县出土的张免及夫人的墓志(883年)上,汇集乾坤八卦、四灵、十二生肖、二十八星宿图案。小小墓志呈乾坤,象征的却是整个宇宙。五季之乱,洛阳地区依然沿袭晚唐的丧葬风俗,但亦有新的征兆。河南伊川县窑底乡后晋李俊墓(开运三年946年)墓室呈十二面多角形,各壁~m??砌角柱,周壁砖砌直棂窗,应为北宋两京地区多角形墓室形制的先河。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五代时期的墓志所体现的宇宙意义依然是我们理解在整个墓葬中/象天地0思想的具体体现。此后的100年间,北宋河南地区的丧葬习俗体现在墓室建筑、随葬明器中,凸现出如下的特征:11宋制,非品官士卒不得用墓志,这造成绝大多数墓葬中墓志的消失。在唐代墓葬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墓志,在宋代非品官士卒的墓葬中基本消失。从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这种现象在河南地区尤为明显。21仿木构墓室建筑,无论在构件生产环节,还是在墓室建筑的占卜、设计、营造上逐渐趋于规范。31墓室空间的抬升,攒尖顶、穹隆顶的砌筑方式,使得墓顶的象征含义更为明显。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北宋河南地区}m??|m??{m??八角形墓室的建筑空间一般为八角边长1米左右,直径215米左右,而高度均在3~314米。41墓室的装饰题材趋向现实性,反映墓主人家居生活场景、孝子故事、社会百戏以及仙鹤、牡丹、莲生贵子等寓意吉祥富贵长寿的题材广为流传,神怪系统退居次要地位。墓室装饰题材的转变,墓室仿居室建筑风格,在整个墓葬系统中创造一种现实与非现实的建筑空间。八角形在整个墓葬建筑中所显示的特殊含义,正是古代墓葬中/象天地0的符号系统在北宋时期的具体的呈现。四、结语综上所述,北宋河南地区的八角形墓葬形制,其形象直接的来源是经幢至瘗埋佛僧舍利的地宫和墓塔至民间丧葬墓室,但其精神内核则是5周易6的后天八卦方位,是经由民间堪舆思想,在佛教的融合过程中,重新诠释后的再创造,是中国古代墓葬中/象天地0思想在北宋一朝的延续。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尚有待于同仁们进一步深入研究。1八角形墓室形制在北宋朝的流行地区除了在两京地区的狭长地带,另一个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原河东路(太原府,治所在太原)和河北西路(真定府,治所在河北正定)。o董新林:5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6,5考古62004年第8期。根据董新林的研究,亦有特例。如,太平八年(1028年)宁城李知顺墓是辽墓中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八角形主室墓;阜新萧仅墓为太平九年(1029年)的砖砌八角形墓。多角形墓葬在兴宗重熙年间以后才成为墓葬形制的主流。?
圆形墓室的来源应该是和环渤海的隋唐墓葬的圆形特质有关联。?
从目前笔者收集的材料来看,登封地区的北宋砖雕墓室除了一座为六角形墓室,其余的全部为八角形。?
北壁砌筑假门在宋辽金元中原、北方地区的砖石砌筑墓中较为常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门扉紧闭;一类则是门扉微启;一类是门扉微启,中有妇人。?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5郑州宋金壁画墓6,科学出版社,2005年。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刘淑芬:53佛顶尊胜陀罗尼经4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6,究所集刊6第六十七本,第一分,1996年3月,台
40湾。à
刘淑芬:5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1997年。2003年。之二6,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第六十八本,第三分,á
(唐)杜佑:5通典6,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5唐东都5考古61988年第3~
杨宝顺:5河南安阳天宁寺塔6,l??3期。v
郑州市博物馆:m??w
樊瑞平、郭玲娣:m??x
徐殿魁:m??考古研究5文物61982年第5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6,5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5考古学报65中原文物61983年第1期。简报6,5文物61999年第4期。5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6,1989年第3期。y
五代时期河南地区的砖雕墓葬发掘很少,据笔者收m??集的材料,十二边形的墓室有两座,一座是河南伊川县窑底乡后晋李俊墓(文章发表在5文物61958年第2期),一座是河南孟县大宋庄村后周太原夫人王氏墓(资料来源于主持发掘的河南省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杨贵金先生)。z
赵超:m??期。{
徐殿魁:m??5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6,5考古学报61989年第3期。徐先生在文中指出其洛阳地区,/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管辖范围之内。包括洛阳以东的郑州、扶沟、郸城,以西的伊川、登峰、禹县、上蔡、平顶山、西平,以及黄河以北的安阳、鹤壁、新乡、温县、濮阳等地0。|
苑丁:5中国文物报61991年11月3日。m??}
关于墓志小宇宙的观念,请参看赵超先生的5式、m??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0的思想6一文,笔者认同。~
侯鸿钧:5伊川县窑底乡发现后晋墓一座6,5文物6m??1958年第2期。19985式、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兼谈古代墓葬中/象天地0的思想6,5文物61999年第5/大周圀主武曌,好乐???v??lw??ly(后晋)刘昫:5旧唐书#礼仪志6,浙江古籍lx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l??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6,期。z
董理:5关于武则天金简的几个问题6,5华夏考古6l??2001年第2期。金简上言: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0{
5五代会要6卷三#祭器:l??/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四月,曾经准诏议祭器、祭玉制度:-,,黄琮所以礼地,其长十寸,以法地之数。其琮外方内圆,八角而有好,,.崇义又云:一寸.。则璜、琮八角而无好明矣。乃从之0;-黄琮/周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厚广顺三年(953年)冬九月,南郊,礼仪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其珪璧之状,璧圆而琮八方,,.从之。0|
(元)脱脱:l??5宋史6,北宋太平兴国中,有得/唐玄宗社首玉册、苍璧,至是令瘗于旧所。其前代封禅坛址摧圯者,命修完之。,,社首坛,八角;三成,,如方丘制0;真宗朝诏/有事于汾阴后土,命详定所言:}??l??u梁思成:m年。-祀汾阴后土,请如封禅,以太祖、太宗并配。其方丘之制,八角,三成,,.05中国建筑史6,百花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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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2019年9月第4卷第9期Vol.4No.9Sep.2019嵩岳寺塔地宫建造年代及形制渊源张高岭（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14）摘要:嵩岳寺塔作为我国最早的密檐式砖塔，受世人瞩目。其地宫在唐代时经过修缮,留有唐代题记，因题记残缺不易辨认，被误认为是唐代或其他时期所重建，甚至对塔的建造年代也产生异议，提出唐代说和北齐说。虽地宫砌砖经过热释光年代测定，但有北魏和唐代两种结果，并且部分学者认为唐代佛塔下才出现地宫，至今仍有争论。文章通过对嵩岳寺塔地宫再次勘测、唐代题记重新辨认，以及与北魏砖墓、佛塔地宫的比对分析，断定其是北魏始建原构，而非其他年代建造。关键词：嵩岳寺塔；地宫形制；建造年代；对比分析中图分类号：K878.6文献标志码：AConstructionAgeandShapeOriginofUndergroundPalaceofSongyuePagodaZHANGGaoling（HenanProvincialArchitecturalHeritageProtectionandResearchInstitute,ZhengzhouHenan450014,China）Abstract:Songyuepagoda,astheearliestbrickpagodawithdenseeavesinChina,isattractingworldwideattention.TheundergroundpalacewasrepairedintheTangDynasty,withtheinscriptionoftheTangDynastyleftonit.Duetotheincompleteinscription,itwasmistakenforthereconstructionoftheTangDynastyorotherperiods.Althoughtheundergroundbrickshavebeendatedbythermoluminescence,butthereweretwokindsofresults：thenorthernWeiDynastyandtheTangDynasty,andsomescholarsbelievethattheundergroundpalaceappearedunderthepagodainTangDynasty,sothere"sstilldebate.ThroughcarryingoutasecondsurveyonSongyuetempletowerundergroundpalace,reidentificationoftangdynastyinscriptions,andthecomparisonandanalysisofbricktombandpagodaundergroundpalaceofnorthernWeiDynasty,itconcludedthatitwasoriginallybuiltinnorthernWeiDynasty,notbuiltinothertimes.Keywords:Songyuepagoda;undergroundpalaceshape;constructionage;comparisonandanalysis佛塔地宫，是埋藏在塔地面以下的暗室，多由甬道、宫室组成，简单的仅有宫室。历史上曾有龙1嵩岳寺塔地宫形制现状窟、地府、龙宫、石室、地塔、地宫等不同的名嵩岳寺塔地宫，位于塔心室正下方的夯土塔基称，罗哲文先生说佛塔地宫是借鉴我国古代陵墓地中，坐落方位北偏东3°，由甬道、宫室组成，整宫的方式修建[1]。嵩岳寺塔地宫内壁有唐代修缮时体平面呈“甲”字形。甬道平面呈外宽里窄的梯遗留的唐代题记，总被误认为唐代或其他时期所重形，外口宽137cm，里口宽114cm，长220cm，建，因此对于创建年代有必要进行再讨论。甬道底至塔心室地面间距离170cm，墙厚90cm，作者简介：基金项目：张高岭（1979-），男，馆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建筑保护与研究。E-mail:398213906@qq.com.河南省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嵩岳寺塔工程资料整理和出版”（豫文物保﹝2016﹞129号）9遗产观察/HeritageObservation砌筑方式多为顺砖，甬道顶部全毁。宫室平面近方形，边长204cm（角间距离）～219cm（中部距离），宫室地面至塔心室地面距离162cm，砖砌筑四壁中部外弧，内壁面带有收分，墙厚33cm（不带粉刷层），砌筑方式为一顺一丁（立砖），至高81cm处起券，起券处向墙内错一小平台，顶为四面内弧穹隆顶，始以平砖顺砌，上部砌砖内侧向下微倾；20世纪90年代维修前宫室顶部坍塌，残高1∶30130～150cm，如以遗留穹隆顶弧度结顶，顶部00.250.50.751m要高出塔心室地面（图1~图3）。宫门门洞宽图3地宫南北剖面图（来源：作者自绘）87cm，门及附属构件为唐代重建。通道、地宫墙体与周围夯土结合紧密，甬道墙体南段与塔体墙壁连为一体，部分被压在塔体下，可以判定地宫和塔2嵩岳寺塔地宫题记及年代体以及夯土塔基是同时建造。地宫内出土有北魏时期及后代的佛、菩萨雕像、建筑构件、钱币等遗物。因嵩岳寺塔地宫在唐代开元年间对部分墙体、地宫砌砖经热释光年代测定，东北角砖（TK-234）地宫门修缮和壁画重新绘制，其上书写有开元距今（1560±160）年和东壁砖（TK-235）距今二十一年的题记，部分学者依据地宫内壁上唐.开（1000±80）年两种结果（原清理简报纪年）[2]。元二十一年的题记，认为“嵩岳寺塔地宫为唐代”[3]，也有根据地宫题记以及与我国隋唐塔地宫作比较，肯定地认为“嵩岳寺塔地宫为唐代7世纪北晚期至8世纪前半期，而非北魏正光时期”[4]。不过也有学者对嵩岳寺塔地宫建于唐代开元说提出了异议，如朱永春先生说嵩岳寺塔“地宫有唐开元年间题记和局部唐代纹饰，不足以得出地宫本身建于唐代，并且北魏塔基下也不可能有唐代地宫和其他”[5]。在我国佛塔地宫的研究上，有认为“北魏时佛塔未筑地宫，只是把放置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中。隋代开始以砖石构筑简单的墓室状建筑，不再把放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土中”[6]，也有根据自己掌握的北魏、隋唐时期塔基发掘情况，判断“唐代塔地宫才正式出现”[7]。可见嵩岳寺塔地宫的建造年代和形制，事关我国佛塔建造地宫的起始，因此对于地宫的唐代题记和形制有必要1∶30进行讨论。00.250.50.751m先从地宫的唐代题记开始，题记书写在地图1地宫平面图（来源：作者自绘）宫门正对的穹隆顶内壁上，字体为楷书和行书两种，经过重新辨认，基本可判断为“唐開元二十有一載歲癸酉□□□月九日重莊□……”（图4），其中“重莊”二字非是先前学者认为的“重安”[3]，这个题记内容也与撰写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的《嵩岳寺碑》中，描述嵩岳寺塔当时是“重寶妙莊，就成偉麗”的情景是对应1∶3000.250.50.751m的，从题记上基本可以断定地宫非唐代所重建，而图2地宫东西平面图（来源：作者自绘）是重修。102019年9月第4卷第9期Vol.4No.9Sep.2019原墓葬的基本形制”[10]。说明此种墓室的做法不但是北魏时期中原地区的流行做法，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嵩岳寺塔地宫形制有明显的北魏墓葬砖室特点，是借鉴了北魏当时流行的墓葬砖室形制，而非借鉴唐代的墓葬砖室建造。北81234567图4嵩岳寺塔地宫唐代题记（来源：作者自摄）93嵩岳寺塔地宫形制渊源及年代图5北魏宣武帝景陵墓室平面（来源：考古，1994（9））3.1嵩岳寺塔地宫形制与北魏墓葬渊源最能代表北魏时期墓葬砖室特征的是皇家陵墓，据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可知：“地下建筑为坐南朝北的砖室墓，北偏东3°，由墓道、前甬9道（前室）、后甬道、墓室等四部分组成，平面略12呈“甲”字形，青砖砌筑。前甬道（前室）平面呈346758横长方形，东西338～340cm，南北235～240cm，02m图6北魏宣武帝景陵墓室剖面（来源：考古，1994（9））拱券顶高378cm，在190cm高处起券。后甬道在墓葬中轴线上，连接前甬道和墓室，平面呈纵3.2嵩岳寺塔地宫与北朝佛塔地宫比较长方形，长512cm，宽194cm，券顶高264cm北朝时期的佛塔均为夯土塔基，高层塔主体多（南部）～280cm（北部），直立墙壁至164cm为木构建筑，现已发掘的北魏早期塔基中未见处起券。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中部稍向外弧，以有地宫，仅部分塔基夯土中深埋有舍利石函。至相对两壁中部的最大距离计，南北673cm，东西今发现最早有题记的石函，是河北定县静志寺宋代692cm，壁厚209cm；墓顶作四角攒尖式，高936塔基地宫出土的北魏兴安二年（453年）石函[11]，cm，四壁平整垂直，自330cm往上，逐渐向内呈因石函出土与宋代地宫，未知北魏时其与塔的弧线形收缩，最终形成四角攒尖顶，四角可见明显关系。建于北魏太和三年（479年）的方山思远的角线。顶部砖砌法全部以平置丁砖或顺砖逐层错佛图，据发掘报告显示“塔心实体平面正方缝砌筑，方形顶心，用两块条砖封死；石棺床作南形，南北残长1205cm，东西残长1220cm，北长的长方形，长386cm，宽220cm，用15块方残高125cm，环塔心夯土由一圈回廊”[12]，从发掘石拼砌而成”[8]（图5、图6）。从景陵这座皇室陵报告对塔心实体的描述看，塔基夯土内部情况未探墓的砖室形制看，嵩岳寺塔地宫与之相比，坐落方测，不知其内是否存在地宫或舍利函中。建于北魏位，“甲”字形平面，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中部太和年间（485—490年前后）的思燕佛图,据发掘外弧，平砖砌筑四角攒尖式券顶，甬道和墓室门在报告描述“塔为土木结构楼阁式塔，直接利用三燕墓室南壁偏东等情况，与地宫基本相同，唯不同的宫殿夯土台基作塔基础，在台基上布置柱网，柱网是地宫为单室。这些做法不只是体现在北魏皇室陵平面呈正方形，现存四圈柱础石和础窝。塔心实体墓，“单室平面近方形，顶为四角攒尖式，四壁多平面呈方形，在基础石面以下910cm处有大石板，呈外凸弧线形。这样的形制，魏晋以来在中原地区未知是否为建塔时埋藏舍利石函的基石”[13]。已探甚为流行”[9]。“北魏洛阳时代的墓葬结构以弧边明将舍利石函埋入塔下夯土内的佛塔，是建于北魏方形砖石墓为墓葬形制的主流，这是西晋中后期中太和五年（481年）的河北定县北魏佛塔，据发掘101遗产观察/HeritageObservation报告称此塔“为孝文帝和文明太后为祈福、成佛139cm，宫室长126cm，宽约92cm，高96cm，而建造的舍利塔，夯土塔基（原报告称土丘）顶为覆斗状盝顶，宫门毁坏。宫内出土《舍利塔下东西长1200cm，南北长2000cm，在塔基中部偏铭》发愿文：“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亥朔南，深150cm处发现太和五年（481年）的盝顶石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於函，石函平面长方形，长65cm，宽57.5cm，通高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58.5cm”[14]。以上北魏早期佛塔下有舍利函的，祖武元皇帝、明元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是将舍利函直接深埋于塔基夯土中，舍利函与土坑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涂，间没有空间，如同我国早期传统的土圹墓，还没有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形成地下“室”的概念。果”。另一面发愿文：“……此塔即大隋仁寿元年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十月十五日置也。至大唐开元四年重出舍利……至（516年），据《北魏洛阳永宁寺》发掘报告载“塔开元十三年岁次乙丑十二月十五日甲子朔，庄严事基中心有边长170cm的正方形竖坑，坑口整齐，四毕，重入灵塔。其塔乃莹以丹青，饰以朱漆，致使壁直立，壁面平整，看不出其为盗掘者所挖的痕迹，固齐天地，岿然独存。其铭曰：蜂台构毕，雁塔休或疑为地宫旧址，因地下水仅清理200cm深，而未工，天花随喜，地塔崇封。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见底”[15]，又据《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讲“坑下”[18]。从出土隋、唐两则发愿文可看出，此塔深挖至500cm余，未发现遗存”[16]，根据方坑的位置为隋塔，唐代时开启地宫，事后封闭；其地宫平面及其遗迹现象来看，推测这个方坑应是木塔的地宫，呈“甲”字形，宫室长方形，条石砌筑，是完整的由于盗掘破坏，其形制已不清楚，北魏洛阳永宁寺塔标准小型地宫形制，与嵩岳寺塔地宫平面布置基本遗址中出土的砖、石建筑构件甚少，可知此塔砌砖是一致，隋代佛塔地宫是延续早期的佛塔地宫规制；被人盗取，从地宫和第一圈柱的平面位置看，不可如非要说河北临漳县东魏北齐佛塔下的小砖室为舍能在距第一圈柱边仅有75cm处，开挖一个对结构利砖函的话，那么仙游寺隋代法王塔完整的地宫形不利的土坑居于柱础侧下方，推测地宫墙体砌砖也制，足以证明唐代佛塔地宫不可能是始创了。被盗取了。河北临漳县东魏北齐佛塔，据发掘报告仙游寺法王塔地宫出土的隋代铭文，与先前“夯土台基平面方形，边长3000cm，中部有夯土被学者引用的陕西耀县神德寺发现的隋仁寿四年塔心实体，柱网由四圈柱组成，地宫砖室（原报告（604年）舍利函铭文，“维大隋仁寿四秊岁次甲称砖函）位于塔心实体中刹柱础石下，平面方形，子四月丙寅朔八日癸酉，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边长70cm，高70cm，砌砖细腻黑灰色，宫内遗生灵，谨於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奉安舍利，敬造灵物被盗”[17]。上述发掘的北朝佛塔塔基均为夯土，塔。愿太祖武元皇帝、明元皇后、皇帝、皇后、皇主体为木质结构，塔心有夯土台和柱子，早期将舍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利函深埋于夯土中，晚期采用深埋的小型砖室地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宫，而没有出现如嵩岳寺塔一样有相对较大空间的同升妙果”[19]，在文字内容上基本相同，这两座砖室地宫，是与塔心下部要承受较大荷载，不能很塔是隋文皇帝杨坚在隋仁寿元年（601年）、二年好地解决佛塔主体与地宫结构问题有关；虽临漳县（602年）、四年（604年）3次下诏在全国统一建东魏北齐佛塔小砖室地宫晚于嵩岳寺塔地宫，但至造舍利塔[20]其中的两座.从塔铭文落款日期可知，仙少证明北朝晚期木构佛塔下已有砖室地宫。游寺法王塔舍利塔是第一批，神德寺舍利塔是第三3.3嵩岳寺塔地宫与隋代佛塔地宫比较批，因描述神德寺舍利塔地宫的论文中仅说“石函既然北魏、东魏北齐佛塔已有砖室地宫，隋代的四周及盖上均有长条形或方形的护石包裹，周围佛塔没理由只采用土埋舍利函，或在舍利函四周仅又砌有砖墙。石函高119cm，长宽各103cm。函砌筑简单的石和砖墙的方式，而不建造地宫。随着高52cm”[19]，其形制描述不甚具体，以致引用者我国考古工作的开展，隋代舍利塔的地宫终于在误判，其实从石函的尺寸，也基本可判断这部分砖1998年被发现，经考古工作者对山西省周至县仙墙围合的内部空间已不是小空间，应是与法王塔地游寺隋代法王塔地宫的发掘，此塔地宫由小平台、宫的规制相差无几。台阶、踏步慢道、隧道（甬道）、宫室几部分组3.4嵩岳寺塔地宫与唐代佛塔地宫比较成，全长705cm，甬道长150cm，宽105cm，高登封法王寺二号唐塔与嵩岳寺塔是近邻，据发1022019年9月第4卷第9期Vol.4No.9Sep.2019掘报告描述：地宫方向正南，由踏道、宫门、甬道、宫室。踏道位于宫门之外，平面长方形，南北构地宫形制，在更早期的佛塔地宫未发现之前，今可定为我国佛塔建造地宫之始。长430cm，东西宽140cm；宫门通高260cm，宽200cm；甬道平面长方形，位于宫室正南，平面呈长方形，长235cm，至高100cm处采用分节纵联[1]起券；宫室位于塔基下部中心，平面方形，四角攒[2]尖顶，边长245cm，墙体中部向外略呈弧形，通高[3]255cm，自150cm开始收分，起券部分以错缝平[4]铺和一顺一丁的方法砌筑，直至券顶，最后以碎砖[5]填塞封顶[21]。此唐塔地宫虽平面呈“甲”字形，四[6]壁中部略有外弧等特征，总体上仍是延续早期佛塔[7]地宫的形制，但宫室穹窿顶用一顺一丁（立砖）砌筑以及封顶的方式，前部设台阶踏道延续至塔外的做[8]法，与北魏佛塔地宫或墓冢砖室已有很大的区别。[9][10]4结束语[11]至此，嵩岳寺塔地宫的形制渊源、壁画重饰时间[12]已经明了，加之砌砖热释光年代测定，基本可断定嵩[13]岳寺塔地宫为北魏初建时的原构，且借鉴了我国成熟的传统砖墓室形制。进一步讲，至今未发现有早于[14]嵩岳寺塔地宫的佛塔，现已发掘早于嵩岳寺塔的佛[15]塔，均为夯土塔基，主体为木结构，塔基中均未见地宫，仅有直接埋藏于夯土中的舍利函；晚于嵩岳寺塔[16]的佛塔，因塔内有夯土台心和柱网的弊端，地宫空间较小，且没有甬道，形制不算完整。砖构嵩岳寺塔解[17]决了木构塔内夯土塔心和柱下承载的问题，将塔墙体直接埋入夯土塔基，以承受塔体自重等绝大部分荷[18]载，减掉了室内柱子和夯土塔心，使塔内“完全空[19]心”，塔心室下部地宫不再承受其上较重的荷载，完[20]全借鉴了当时流行的墓葬砖室形制，这是嵩岳寺塔形[21]成完整地宫形制的主要原因。因此嵩岳寺塔完整的砖参考文献罗哲文.古塔摭谈[J].文物,1982(3):52.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登封嵩岳寺塔地宫清理简报[J].文物,1992(1):25.曹讯.嵩岳寺塔建于唐代[J].建筑学报,1996(6):42.李嵘.从地宫形制看嵩岳寺塔的建造年代[N].中国文物报,2014-8-15(006).朱永春.论嵩岳寺塔唐代重建说不成立[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81.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舍利瘗制度[J].文物,1988(10):30.徐萍芳.唐宋塔基的发掘[C]//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6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考古,1994(9):801-80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J].考古学报,1957(1):169-175.倪润安.北魏洛阳时代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J].许昌学院学报,2010(3):45-49.王丽花.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银塔即相关问题[J].保定学院学报,2019(2):86.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J].文物,2007(4):4-10.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6-27,127.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J].考古,1966(5):252-2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R].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J].考古,1981:2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J].考古,2010(7):31-37.将福泉.仙游寺、法王塔及地宫秘密[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9(1):35-39.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J].考古,1974(2):127-128.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七佛德篇[C]//中华大藏经(第六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63-122.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河南登封市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3(2):28-38.103
篇四：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宋代仿青铜陶瓷
宋代陶瓷中，常见一类仿古器，这些器物在器形或纹饰上模仿青铜器(对于宋代仿古陶瓷所模仿的青铜器对象，通常认为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而在实际情况中，有些仿古并非来自商周时期，如樽式炉明显是模仿流行于汉代的樽。而又有一些形制则不是来自于青铜器，而是玉器，如琮式瓶，对于其形制来源学界未有定论，参见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是研究宋代陶瓷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
笔者通过整理宋代各窑系所生产的仿古的陶瓷器物，结合学界对宋代金石学、古器物学和复古潮流的研究，试图对该类宋代仿古陶瓷的性质、功能进行讨论，并对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这里先根据不同器形和纹饰进行分类，寻找出其形制来源，其次对宋代不同窑系进行考察，对各窑系仿古陶瓷的生产情况做一介绍(各窑系的典型器物，尽量采用科学的考古发掘品，个别于科学考古发掘中未见的则采用各公立博物馆有明确断代的藏品。为避免理解上的误解以及行文的流畅，本文中论及相关窑系时，传世品以其所藏公立博物馆的断代断窑系为准，如传世汝窑；考古发掘品以其遗址名称为准，如清凉寺窑、张公巷窑、郊坛下窑以及老虎洞窑)。
宋代常见仿青铜陶瓷的种类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器形
鬲式炉
鬲是用途与鼎相似，主要用于烹煮的青铜炊器。在宋代的仿古陶瓷中，鬲式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基本形制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有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产有陶瓷鬲式炉的窑系包括：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龙泉窑(图选自朱伯谦《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越窑、吉州窑(图选自彭明瀚《雅俗之间——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老虎洞窑龙泉窑吉州窑
鼎式炉
鼎是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烹煮的青铜炊器。鼎的类型较多，分类比较复杂。宋代仿古陶瓷中，鼎式炉的基本形制为三足鼎式炉，特点为双耳、三足、圆鼎身，三足背饰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产有鼎式炉的窑系包括：耀州窑、郊坛下窑、老虎洞窑、龙泉窑、越窑、吉州窑。吉州窑
樽式炉
樽是流行于汉代的盛酒器，有盆形和筒形两大类，质地有青铜器、釉陶器、漆器等，本文所讨论的樽为筒形樽。宋代仿古陶瓷中，仿樽的器物为樽式炉，其形制特点为：筒形身、三足，筒形身一般饰有弦纹。
宋代生产有樽式炉的窑系有：传世汝窑(图选自李辉柄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7宋(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清凉寺窑、定窑(图选自《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
宋·上)、传世官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龙泉窑(图选自《龙泉窑青瓷》)。传世汝窑定窑传世官窑老虎洞窑龙泉窑
簋式炉
簋是用于盛黍稷的青铜盛食器，朱凤瀚对簋的类型学分类标准是簋腹部的形制(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而宋代仿古陶瓷中仿照簋的为簋式炉，其形制特点为：鼓腹、双半环耳，圆圈足。
宋代生产有簋式炉陶瓷器物的窑系有：定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定窑传世官窑
贯耳瓶
壶是流行于西周至汉代的青铜酒器，有多种形制，其中一种在颈部两侧有上下贯通的双耳。在宋代的此类器物中，口较窄小的常被称为“瓶”，口腹均较大的常被称为“壶”，壶与瓶在此暂不做区分，而以贯耳特征来考察。
宋代生产有贯耳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文化企画部《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朝日新闻社，1998)。传世官窑龙泉窑龙泉窑
琮式瓶
琮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玉石器，形制特点为外方内圆、管状。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具有不同的形制特点。
宋代的陶瓷琮式瓶的形制特征与玉石琮一致，呈外方内圆、管状。但是宋代琮式瓶的来源，学界仍未有定论，谢明良对宋代琮式
瓶的形制有细致的分类，并考证了在宋代对于“琮”的概念，从而得出宋人概念中的“琮”与当今考古学界的“琮”全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宋代陶瓷琮式瓶的形制来源，目前尚无法得出有力的结论(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
宋代生产有琮式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传世官窑龙泉窑
觚
觚是流行于殷商时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觚的形制特点为：喇叭形口、直把、喇叭形足，把与足上通常饰有四道突起的锯齿状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觚的窑系有：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老虎洞窑
尊
尊是流行于商代前期偏晚至西周中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尊的形制特点为：圆筒形，敞口，口颈外侧有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尊器物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关于尊的问题涉及对尊的定义，宋代古器物学中尊彝一般用做礼器的总称。在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中，有部分定为“尊”的器物，其究竟是否为“尊”很难下定论，如清凉寺窑考古发掘中定为“尊”的器物，与同出的定为“杯”的器物相近，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传世官窑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纹饰
宋代仿古陶瓷中，以造型模仿为主，但也有以模印、釉下刻划花、贴塑等装饰手法表现仿古纹饰。
该类仿古纹饰通
常包括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主题类纹饰如动物纹等(图选自《中国中原に华ひらいた名窑－耀州窑展图录》)。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主题类纹饰如动物纹
宋代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概况
上文对仿古陶瓷的种类、窑系进行了整理，本节以表格说明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的情况(表一)。
表一：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概况
若干问题的讨论
宋代古器物学的成熟约在北宋中期，在官方背景的支持下，很快成为一门学问，并形成了复古风气。而笔者在此试图讨论的是复古风气如何对宋代陶瓷器物产生各方面影响。
青铜器传统的开创——以炉为例
在古器物学形成的北宋中期以前，出土古物就已经引起少数士大夫学者的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搜集、整理和著录的工作。而早在五代至北宋初期，这种复古风气就已经初见端倪，其典型例证就是五代至北宋初香炉形制的变化。
陈芳妹曾以香炉为例，讨论宋代古器物学在佛教脉络中的流传(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陈文以唐宋之际用于佛教场域的香炉形制的变化为例，论证宋代香炉逐渐由唐代的外来因素风格转变为具有三代复古风格的特征，并以耀州窑所出的五足炉与鼎式炉的变化序列为旁证。此即由金银器传统转向青铜器传统的开创。
耀州窑五足炉的流行时间约为北宋中期，而鼎式炉的流行时间则为北宋晚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
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这与北宋中期逐渐成熟的古器物学正好相合；而陈文所举例证，其一为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所出的三彩陶炉(樊瑞平、郭玲娣：《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4)，其二为河北定州静志寺五号塔基所出银制镀金香炉(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两者年代均为五代至北宋初，可见仿古风格早在北宋中期古器物学成熟以前就已经有所体现，但仅限于个例，而在古器物学成熟之后，则影响逐渐扩大。
古器物学在陶瓷器物上的影响，在北宋晚期、南宋早期开始体现出来，并且大为发展。与北宋中期时仅有耀州窑生产有鼎式炉的情况不同，至南宋早期，则有诸多的窑系开始生产此类器物。而香炉的形制也由单一的鼎式炉变为鬲式炉、鼎式炉、樽式炉、簋式炉共同并存了，生产窑系则主要分布在南宋疆域。而仿古形制炉的使用，已经不限于佛教场所使用，而为更广泛的不同阶层、人群所使用。郊坛下窑、老虎洞窑等宫廷御窑亦生产有仿古形制炉，可见仿古形制炉也为宫廷日常使用。
从复古到玩古——以宫廷用瓷为例
在五代至北宋初，古器物学尚处在摸索的发轫时期，其对宋代陶瓷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仅仅体现在佛教场所，尚未蔚然成风。但是，正如陈芳妹所论述的，这种在极少数时空范畴内所体现出来的古器物学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官方的赞助(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
到“玩古”的转变》)，虽然这反映了官方中已有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迹象，但这种赞助是对外的。那么，在古器物学成熟的北宋中期以后，官方的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对内活动是如何的呢？
北宋中期以后，古器物学就不仅仅作为士大夫心追三代、目标在于“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刘敞《公是集》，第三六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〇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的学术活动了，在学术性活动以及朝廷有意将此种学术活动用于服务政治活动(学界所公认的情况是，宋代朝廷凭藉古器物学的学术活动，导向具有政治意涵的一些制礼作乐活动，以求再现三代，体现宋代朝廷在政治上的正统性)之外，古器物学在其它的方面应该还有影响。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风气在社会不同层面广为流传，在学术之外，更有其玩古的趣味所在，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宫廷用瓷中。
宋代宫廷用瓷制度，以及宋代宫廷用瓷好尚，学界已多有讨论，蔡玫芬曾论证北宋宫廷用瓷崇尚金银器、玻璃器风格，相对应的就是北宋宫廷对定窑、汝窑瓷器的需求(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97)。而类似的观点，则是认为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出土的仿古瓷器即是文献记载的南宋朝廷改造的陶瓷礼器。学界关于南宋陶瓷类祭器的讨论，已有一定成果，目前比较一致同意郊坛下窑、老虎洞窑所生产的青
釉瓷器并非作为祭器，而是作为宫廷日用瓷器。那么，由其专供宫廷使用的性质，可以推断其用途是南宋宫廷的日用瓷器。可见，古器物学的影响除了在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之外，还带来了玩古的趣味，在宫廷日常生活中，釉色纯净、具有三代风格的仿古陶瓷成为了常见的装饰。
仿古的来源
仿古陶瓷是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产物，必然受到古器物学发展程度的制约。虽然古器物学成熟之后，有其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但是，毕竟囿于时代的局限，在宋代的古器物学发展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在今日看来明显不足的地方。宋人对于三代古物的认知程度，是否会体现在仿古陶瓷上呢？通过对宋代古器物学著作与考古实物的考察，可以有所获知。本节以鬲和觚为例试做探讨。
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常见形制特点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三角形突脊。根据朱凤瀚对于青铜鬲的类型学分类，可以发现，宋代陶瓷鬲式炉与青铜鬲中的联档鬲A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14页，“口沿较宽而外折，短直束颈，三足上多有扉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器形上最为接近，尤其是在足肩部多有突起扉棱这点上十分符合。根据朱凤瀚对青铜鬲的分期，联档鬲A型的年代主要为西周中晚期，其类型学特征正与宋代鬲式炉相近，因此，可以推论宋代陶瓷鬲式炉的青铜形制来源于联裆鬲A型。
关于宋代陶瓷觚，值得考察的是朱凤瀚关于宋人对觚的定名的论
述，宋人对觚的定名有两点依据，“《考古图》卷五收录有卢江李氏所藏觚，考释引李氏云此器容量可容二爵，与《礼图》所谓二升曰觚(出《韩诗外传》)相合。此是定名为觚的理由之一。再者，此器腹、足均有四棱，棱亦称觚，故《论语》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是理由之二”(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在今天看来，宋人的依据显然是不足的，但是，这恰从侧面反映出宋人“觚”的概念，其特征之一即是带有出脊的“棱”。
那么陶瓷鬲式炉与觚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出脊”的特征，其形制来源于何处？觚的出脊来源于宋人对“觚”的认识与定义，但是鬲式炉的出脊则难以找到来源。吕大临《考古图》所收认定为鬲的器物中亦有不少并非鬲的器物，而《重修宣和博古图》所收鬲则与今日学界所定义的鬲较为相近，即具有三袋状足。在《重修宣和博古图》中，则还收有具有出脊特征的鬲。可见，对于鬲是否必须具有出脊的特征，宋人古器物学著作中也无法给出确定的标准。
而对于考古实物的考察，则很容易发现，不同窑系的同一种类仿古器物，往往存在差异，且各窑系形成自身的特征。
由此可见，其一，宋人著作中对不同种类青铜器的特征，尚存在模糊的界定，说明宋人对于青铜器的认识尚未有成熟的分类标准；其二，以考古实物分析，不同窑场的同类仿古陶瓷存在差异，说明仿古过程中也存在差异。
模仿则涉及样本的问题，在宋人对青铜器分类标准模糊的情
况下，即使有青铜器实物、画稿，也可能产生仿古陶瓷与青铜器实物的差异；而在以其它途径进行仿古时，各窑系由于官方背景的不同、地域的差异、窑系装饰特色等原因，同类仿古器物更会产生差异。因此，仿古的来源即仿古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仿古基础上的“创新”
在复古风气之下，宋人往往将复古融入同时代的其它工艺美术风格中。因此，在宋代陶瓷器物中，经常有一些器物，其整体是由许多不同形制来源共同构成的，而其中往往会有仿古的存在。例如，有的以造型为仿古，但以流行的刻花、划花技法装饰以流行的花卉纹；有的造型为当时流行的各种器形，而在局部或以刻划花技法饰以仿古纹饰，或以堆塑技法饰以兽面纹铺首、双耳等；此类器物可谓是宋人对古器物学的一种“创新”。
以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定窑白瓷铺首龙耳方壶为例，该器“取样于铜方壶的造型，长方口型，长颈，肩以下方棱较不明显，腹部略呈梨形，圈足圆形。颈部两侧为模印的龙形半环耳，肩部正背面各有一铺首衔环的印花贴饰；印模极工致。器壁满布划花装饰：口缘回纹一周；颈部一兽面开光、几何纹一周，腹部为数茎并蒂荷花与荷叶，花实如生，叶片风翻，十分生动。腹下部近足处为双层莲瓣纹”(《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从该器物的描述即可看出，其整体造型似乎是模仿汉代的青铜钫壶，口沿四方，可是腹部又过渡为梨形，又于颈部装饰双龙耳，堆塑兽面铺首，器身
又通体以划花技法装饰花卉纹。可见该器的装饰是集流行形制与仿古形制于一体的，甚至可以说，仿青铜形制正是流行形制之一，并被宋人巧妙地与其它形制结合，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
可见，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潮流，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仿造，甚而出现取材于三代古物，将其器形、纹饰灵活运用于不同的器物之上，这正可谓宋人的古器物学在宋代陶瓷器物上的“创新”之举了。而此后元明清的玩古、复古趣味，也都肇始于宋代的复古。
宋代仿古陶瓷是宋代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一个产物，在这种背景，陶瓷装饰新增了仿古风格，并在北宋晚期以后蔚然成风，成为宋代陶瓷装饰的一种重要手法，并且影响深远。而以该领域的发展进度来看，对于此类仿古陶瓷的认定已无争论，但是此类仿古陶瓷的纪年材料、品种差异、地域分布、使用人群、仿古过程等问题都还有待解决，有待以更细致的整理工作进行分析、讨论。相遇是美的开始，人民瓷坛与您一起品瓷赏画、识人知物。
篇五：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宋代仿青铜陶瓷初探
宋代陶瓷中，常见一类仿古器，这些器物在器形或纹饰上模仿青铜器(对于宋代仿古陶瓷所模仿的青铜器对象，通常认为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而在实际情况中，有些仿古并非来自商周时期，如樽式炉明显是模仿流行于汉代的樽。而又有一些形制则不是来自于青铜器，而是玉器，如琮式瓶，对于其形制来源学界未有定论，参见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是研究宋代陶瓷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
笔者通过整理宋代各窑系所生产的仿古的陶瓷器物，结合学界对宋代金石学、古器物学和复古潮流的研究，试图对该类宋代仿古陶瓷的性质、功能进行讨论，并对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这里先根据不同器形和纹饰进行分类，寻找出其形制来源，其次对宋代不同窑系进行考察，对各窑系仿古陶瓷的生产情况做一介绍(各窑系的典型器物，尽量采用科学的考古发掘品，个别于科学考古发掘中未见的则采用各公立博物馆有明确断代的藏品。为避免理解上的误解以及行文的流畅，本文中论及相关窑系时，传世品以其所藏公立博物馆的断代断窑系为准，如传世汝窑；考古发掘品以其遗址名称为准，如清凉寺窑、张公巷窑、郊坛下窑以及老虎洞窑)。
宋代常见仿青铜陶瓷的种类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器形
鬲式炉
鬲是用途与鼎相似，主要用于烹煮的青铜炊器。在宋代的仿古陶瓷中，鬲式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基本形制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有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产有陶瓷鬲式炉的窑系包括：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龙泉窑(图选自朱伯谦《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越窑、吉州窑(图选自彭明瀚《雅俗之间——吉州窑》，文物出版社，2007)。
老虎洞窑
龙泉窑
吉州窑
鼎式炉
鼎是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烹煮的青铜炊器。鼎的类型较多，分类比较复杂。宋代仿古陶瓷中，鼎式炉的基本形制为三足鼎式炉，特点为双耳、三足、圆鼎身，三足背饰三角形突脊。
宋代生产有鼎式炉的窑系包括：耀州窑、郊坛下窑、老虎洞窑、龙泉窑、越窑、吉州窑。
吉州窑
樽式炉
樽是流行于汉代的盛酒器，有盆形和筒形两大类，质地有青铜器、釉陶器、漆器等，本文所讨论的樽为筒形樽。宋代仿古陶瓷中，仿樽的器物为樽式炉，其形制特点为：筒形身、三足，筒形身一般饰有弦纹。
宋代生产有樽式炉的窑系有：传世汝窑(图选自李辉柄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陶瓷全集7宋(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清凉寺窑、定窑(图选自《中国陶瓷全集》第七卷
宋·上)、传世官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龙泉窑(图选自《龙泉窑青瓷》)。
传世汝窑
定窑
传世官窑
老虎洞窑
龙泉窑
簋式炉
簋是用于盛黍稷的青铜盛食器，朱凤瀚对簋的类型学分类标准是簋腹部的形制(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而宋代仿古陶瓷中仿照簋的为簋式炉，其形制特点为：鼓腹、双半环耳，圆圈足。
宋代生产有簋式炉陶瓷器物的窑系有：定窑(图选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
定窑
传世官窑
贯耳瓶
壶是流行于西周至汉代的青铜酒器，有多种形制，其中一种在颈部两侧有上下贯通的双耳。在宋代的此类器物中，口较窄小的常被称为“瓶”，口腹均较大的常被称为“壶”，壶与瓶在此暂不做区分，而以贯耳特征来考察。
宋代生产有贯耳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文化企画部《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朝日新闻社，1998)。
传世官窑
龙泉窑
龙泉窑
琮式瓶
琮是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玉石器，形制特点为外方内圆、管状。新石器时代的玉琮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具有不同的形制特点。
宋代的陶瓷琮式瓶的形制特征与玉石琮一致，呈外方内圆、管状。但是宋代琮式瓶的来源，学界仍未有定论，谢明良对宋代琮式瓶的形制有细致的分类，并考证了在宋代对于“琮”的概念，从而得出宋人概念中的“琮”与当今考古学界的“琮”全然不同的结论，因此，对于宋代陶瓷琮式瓶的形制来源，目前尚无法得出有力的结论(谢明良《琮瓶的变迁》，《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
宋代生产有琮式瓶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龙泉窑(图选自《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
传世官窑
龙泉窑
觚
觚是流行于殷商时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觚的形制特点为：喇叭形口、直把、喇叭形足，把与足上通常饰有四道突起的锯齿状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觚的窑系有：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图选自《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
老虎洞窑
尊
尊是流行于商代前期偏晚至西周中期的青铜酒器。宋代陶瓷尊的形制特点为：圆筒形，敞口，口颈外侧有扉棱。
宋代生产有陶瓷尊器物的窑系有：传世官窑(图选自《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郊坛下窑。关于尊的问题涉及对尊的定义，宋代古器物学中尊彝一般用做礼器的总称。在相关窑址的考古发掘中，有部分定为“尊”的器物，其究竟是否为“尊”很难下定论，如清凉寺窑考古发掘中定为“尊”的器物，与同出的定为“杯”的器物相近，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
传世官窑
宋代仿青铜陶瓷的纹饰
宋代仿古陶瓷中，以造型模仿为主，但也有以模印、釉下刻划花、贴塑等装饰手法表现仿古纹饰。
该类仿古纹饰通常包括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主题类纹饰如动物
纹等(图选自《中国中原に华ひらいた名窑－耀州窑展图录》)。
辅助类纹饰如云雷纹
主题类纹饰如动物纹
宋代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概况
上文对仿古陶瓷的种类、窑系进行了整理，本节以表格说明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的情况(表一)。
表一：各窑系生产仿古陶瓷概况
若干问题的讨论
宋代古器物学的成熟约在北宋中期，在官方背景的支持下，很快成为一门学问，并形成了复古风气。而笔者在此试图讨论的是复古风气如何对宋代陶瓷器物产生各方面影响。
青铜器传统的开创——以炉为例
在古器物学形成的北宋中期以前，出土古物就已经引起少数士大夫学者的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搜集、整理和著录的工作。而早在五代至北宋初期，这种复古风气就已经初见端倪，其典型例证就是五代至北宋初香炉形制的变化。
陈芳妹曾以香炉为例，讨论宋代古器物学在佛教脉络中的流传(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2005)。陈文以唐宋之际用于佛教场域的香炉形制的变化为例，论证宋代香炉逐渐由唐代的外来因素风格转变为具有三代复古风格的特征，并以耀州窑所出的五足炉与鼎式炉的变化序列为旁证。此即由金银器传统转向青铜器传统的开创。
耀州窑五足炉的流行时间约为北宋中期，而鼎式炉的流行时间则为北宋晚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这
与北宋中期逐渐成熟的古器物学正好相合；而陈文所举例证，其一为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所出的三彩陶炉(樊瑞平、郭玲娣：《河北正定舍利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4)，其二为河北定州静志寺五号塔基所出银制镀金香炉(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两者年代均为五代至北宋初，可见仿古风格早在北宋中期古器物学成熟以前就已经有所体现，但仅限于个例，而在古器物学成熟之后，则影响逐渐扩大。
古器物学在陶瓷器物上的影响，在北宋晚期、南宋早期开始体现出来，并且大为发展。与北宋中期时仅有耀州窑生产有鼎式炉的情况不同，至南宋早期，则有诸多的窑系开始生产此类器物。而香炉的形制也由单一的鼎式炉变为鬲式炉、鼎式炉、樽式炉、簋式炉共同并存了，生产窑系则主要分布在南宋疆域。而仿古形制炉的使用，已经不限于佛教场所使用，而为更广泛的不同阶层、人群所使用。郊坛下窑、老虎洞窑等宫廷御窑亦生产有仿古形制炉，可见仿古形制炉也为宫廷日常使用。
从复古到玩古——以宫廷用瓷为例
在五代至北宋初，古器物学尚处在摸索的发轫时期，其对宋代陶瓷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仅仅体现在佛教场所，尚未蔚然成风。但是，正如陈芳妹所论述的，这种在极少数时空范畴内所体现出来的古器物学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官方的赞助(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宋代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虽然这反映了官方中已有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迹象，但这种赞助是对外的。那么，在古器物学成熟的北宋中期以后，官方的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对内活动是如何的呢？
北宋中期以后，古器物学就不仅仅作为士大夫心追三代、目标在于“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刘敞《公是集》，第三六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一〇九五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的学术活动了，在学术性活动以及朝廷有意将此种学术活动用于服务政治活动(学界所公认的情况是，宋代朝廷凭藉古器物学的学术活动，导向具有政治意涵的一些制礼作乐活动，以求再现三代，体现宋代朝廷在政治上的正统性)之外，古器物学在其它的方面应该还有影响。
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风气在社会不同层面广为流传，在学术之外，更有其玩古的趣味所在，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宫廷用瓷中。
宋代宫廷用瓷制度，以及宋代宫廷用瓷好尚，学界已多有讨论，蔡玫芬曾论证北宋宫廷用瓷崇尚金银器、玻璃器风格，相对应的就是北宋宫廷对定窑、汝窑瓷器的需求(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1997)。而类似的观点，则是认为郊坛下窑、老虎洞窑出土的仿古瓷器即是文献记载的南宋朝廷改造的陶瓷礼器。学界关于南宋陶瓷类祭器的讨论，已有一定成果，目前比较一致同意郊坛下窑、老虎洞窑所生产的青釉瓷器并非作为祭器，而是作为宫廷日用瓷器。那么，由其专供宫廷使用的性质，可以推断其用途是南宋宫廷的日用瓷器。可见，古器物学的影响除了在学术活动、政治活动之外，还带来了玩古的趣味，在宫廷日常生活中，釉色纯净、具有三代风格的仿古陶瓷成为了常见的装饰。
仿古的来源
仿古陶瓷是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产物，必然受到古器物学发展程度的制约。虽然古器物学成熟之后，有其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但是，毕竟囿于时代的局限，在宋代的古器物学发展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在今日看来明显不足的地方。宋人对于三代古物的认知程度，是否会体现在仿古陶瓷上呢？通过对宋代古器物学著作与考古实物的考察，可以有所获知。本节以鬲和觚为例试做探讨。
宋代陶瓷鬲式炉的常见形制特点是：圆口，宽沿平折，直颈，扁圆腹，三足，腹与足背饰三角形突脊。根据朱凤瀚对于青铜鬲的类型学分类，可以发现，宋代陶瓷鬲式炉与青铜鬲中的联档鬲A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第114页，“口沿较宽而外折，短直束颈，三足上多有扉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器形上最为接近，尤其是在足肩部多有突起扉棱这点上十分符合。根据朱凤瀚对青铜鬲的分期，联档鬲A型的年代主要为西周中晚期，其类型学特征正与宋代鬲式炉相近，因此，可以推论宋代陶瓷鬲式炉的青铜形制来源于联裆鬲A型。
关于宋代陶瓷觚，值得考察的是朱凤瀚关于宋人对觚的定名的论
述，宋人对觚的定名有两点依据，“《考古图》卷五收录有卢江李氏所藏觚，考释引李氏云此器容量可容二爵，与《礼图》所谓二升曰觚(出《韩诗外传》)相合。此是定名为觚的理由之一。再者，此器腹、足均有四棱，棱亦称觚，故《论语》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是理由之二”(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在今天看来，宋人的依据显然是不足的，但是，这恰从侧面反映出宋人“觚”的概念，其特征之一即是带有出脊的“棱”。
那么陶瓷鬲式炉与觚都不约而同地具有“出脊”的特征，其形制来源于何处？觚的出脊来源于宋人对“觚”的认识与定义，但是鬲式炉的出脊则难以找到来源。吕大临《考古图》所收认定为鬲的器物中亦有不少并非鬲的器物，而《重修宣和博古图》所收鬲则与今日学界所定义的鬲较为相近，即具有三袋状足。在《重修宣和博古图》中，则还收有具有出脊特征的鬲。可见，对于鬲是否必须具有出脊的特征，宋人古器物学著作中也无法给出确定的标准。
而对于考古实物的考察，则很容易发现，不同窑系的同一种类仿古器物，往往存在差异，且各窑系形成自身的特征。
由此可见，其一，宋人著作中对不同种类青铜器的特征，尚存在模糊的界定，说明宋人对于青铜器的认识尚未有成熟的分类标准；其二，以考古实物分析，不同窑场的同类仿古陶瓷存在差异，说明仿古过程中也存在差异。
模仿则涉及样本的问题，在宋人对青铜器分类标准模糊的情况下，即使有青铜器实物、画稿，也可能产生仿古陶瓷与青铜器实物的差异；而在以其它途径进行仿古时，各窑系由于官方背景的不同、地域的差异、窑系装饰特色等原因，同类仿古器物更会产生差异。因此，仿古的来源即仿古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仿古基础上的“创新”
在复古风气之下，宋人往往将复古融入同时代的其它工艺美术风格中。因此，在宋代陶瓷器物中，经常有一些器物，其整体是由许多不同形制来源共同构成的，而其中往往会有仿古的存在。例如，有的以造型为仿古，但以流行的刻花、划花技法装饰以流行的花卉纹；有
的造型为当时流行的各种器形，而在局部或以刻划花技法饰以仿古纹饰，或以堆塑技法饰以兽面纹铺首、双耳等；此类器物可谓是宋人对古器物学的一种“创新”。
以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定窑白瓷铺首龙耳方壶为例，该器“取样于铜方壶的造型，长方口型，长颈，肩以下方棱较不明显，腹部略呈梨形，圈足圆形。颈部两侧为模印的龙形半环耳，肩部正背面各有一铺首衔环的印花贴饰；印模极工致。器壁满布划花装饰：口缘回纹一周；颈部一兽面开光、几何纹一周，腹部为数茎并蒂荷花与荷叶，花实如生，叶片风翻，十分生动。腹下部近足处为双层莲瓣纹”(《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从该器物的描述即可看出，其整体造型似乎是模仿汉代的青铜钫壶，口沿四方，可是腹部又过渡为梨形，又于颈部装饰双龙耳，堆塑兽面铺首，器身又通体以划花技法装饰花卉纹。可见该器的装饰是集流行形制与仿古形制于一体的，甚至可以说，仿青铜形制正是流行形制之一，并被宋人巧妙地与其它形制结合，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
可见，古器物学所带来的复古潮流，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仿造，甚而出现取材于三代古物，将其器形、纹饰灵活运用于不同的器物之上，这正可谓宋人的古器物学在宋代陶瓷器物上的“创新”之举了。而此后元明清的玩古、复古趣味，也都肇始于宋代的复古。
宋代仿古陶瓷是宋代古器物学、复古风气的一个产物，在这种背景，陶瓷装饰新增了仿古风格，并在北宋晚期以后蔚然成风，成为宋代陶瓷装饰的一种重要手法，并且影响深远。而以该领域的发展进度来看，对于此类仿古陶瓷的认定已无争论，但是此类仿古陶瓷的纪年材料、品种差异、地域分布、使用人群、仿古过程等问题都还有待解决，有待以更细致的整理工作进行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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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解读】北魏还是唐代？嵩岳寺塔年代之争｜上篇
约2750字，阅读时长约9分钟
“23年之久的争论，背后却是我们对一座塔更趋深入立体的了解。”本文征自友人“一杯茶”老师。经飞鸟寺文管所重新编辑、包装。现呈现给大家，感谢阅读。
图1：嵩岳寺塔-1图2：嵩岳寺塔-2图3：嵩岳寺塔-3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据《全唐文》中《嵩岳寺碑》（注：此碑已失）一文，历来都认为此塔为北魏正光年间所建。（《嵩岳寺碑》一文于网上难找，今找到一篇全文，并参校清代刻本，附于本文
嵩岳寺塔，在现在的河南省登封市嵩岳寺中，1961年被公布为第最后。）现存的嵩岳寺塔平面十二边形，为全国孤例。塔高36米,外部以密檐分做十五层,内部以内檐分为九层。
图4：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的插图
应放置有四面佛。内部第七层叠涩檐上部有四个作东西两两相向状的塔内中空，现安置一晚期佛像。依据1987年的勘测简报，原塔中大卯口，勘测者认为是原安装刹柱的遗迹。另外，1987年的勘测报告依据采光、结构、承重等方面，认为塔内的叠涩檐自始至终没有安装过楼板。
图5：嵩岳寺塔内部分层情况（楼板及木梁为后改，原或为藻井，见勘测简报）
图6：嵩岳寺塔内部分层情况
图7：嵩岳寺塔内部分层情况
于次年在大修之中发现了塔刹内的天宫，并出土了舍利等物。其中，天宫的发掘证明了嵩岳寺塔塔刹及其内的天宫建于唐末宋初，与塔体
1988年，嵩岳寺塔发掘了数年前新发现的地宫（详后）。之后又年代不同，手法也不一样。嵩岳寺塔天宫的考古报告称其“仰莲以上相轮、宝珠的用砖,长37、宽
18、厚7厘米,使用的粘合材料是白灰；而仰莲以下的用砖则与塔体用砖相同，砖长29、宽14、厚5.6厘米，粘合材料为纯净的红泥土。说明仰莲以上为后世整修的，仰莲以下则与原塔体较一致。”
图8：嵩岳寺塔天宫1.一号天宫；2.二号天宫
除塔刹以外塔的主体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北魏正光年间。但究竟是正光几年，我找到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说是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其注引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依据《嵩岳寺碑》却作北魏正光元年。查阅嵩岳寺碑，也只提到“正光元年，榜闲居寺”，并没有提到正光四年。
图9：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中对于嵩岳寺塔年代的推断
图10：（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中对嵩岳寺沿革的描述
正光四年的说法，我找到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支那文化史迹》，此书中便说是正光四年榜闲居寺。查看《嵩岳寺碑》原文，却是正光元年榜闲居寺。因此似乎是《支那文化史迹》中写错了，而《中国建筑史》沿袭了此书中这一错误。
在此想多说两句《支那文化史迹》这本书，现在一般改译作《中国文化史迹》。常盘大定和关野贞都是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专家。他们在大概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来到嵩岳寺塔做了调查，并已依据《嵩岳寺碑》及现存古塔的风格提出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
图11：（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中对嵩岳寺塔年代的推定
图12：（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中嵩岳寺塔的照片-1图13：（日）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文化史迹》中嵩岳寺塔的照片-2所以我总结一下：大概在20世纪初期，由于日本学者的调查，嵩
岳寺塔的建筑价值及文物价值第一次被发现。同时，日本学者依据塔的风格及相关文献记载，断定此塔为北魏建筑。之后，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学家对此塔又进行了调查研究，肯定了日本学者的推断。建国后，因此塔年代早、意义重大，故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内名塔之一。之后对此塔的认识，基本都沿袭建国前的观点，即认为此塔建于北魏正光年间。
那么，嵩岳寺塔建于唐代一说，从何而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门对嵩岳寺塔及其周围地下做了物理探测，探测中发现有地宫。1988年3月，对地宫进行了清理。清理时虽发现地宫穹顶已塌毁过半，但仍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重要文物。
当从嵩岳寺塔在20世纪80年代新发现的地宫说起。1986年，文物部图14：地宫券门内立面图
图15：地宫平面、剖面图（注意地宫墓室内的深土坑）
图16：塔基地宫位置平面图
几张测绘图交代得很清楚，地宫为一单室穹顶墓，穹顶已塌毁过半。其南部有甬道及墓道。墓室中部有一深土坑。其中这一深土坑很重要。持唐代说者认为此深土坑为原北魏塔的地宫（唐代说者论证北魏尚无砖室地宫出现，只有土坑式地宫，详后），唐代嵩岳寺重建砖塔时，在保留北魏土坑地宫的基础上修建唐代砖室地宫。详情会在后
文提到。地宫发掘报告中提到，地宫文物“绝大多数出土于坑内”即指此坑。
图17：门立颊正面线刻卷枝石榴
图18：门立颊侧面线刻
图19：地栿刻花纹饰
图20：地宫门楣
图21：门砧刻花图案
图22：地宫东壁彩绘
图23：地宫南壁彩绘
图24：地宫西壁彩绘
图25：地宫北壁彩绘上图是地宫内的石构件和壁画线描，可见全
都是唐代风格。斗拱壁画之间有题记，一处为唐代开元题记，两处为清代题记。
图26：地宫北魏正光造像
地宫内出土很多文物，尤其有很多唐代佛头。北魏造像（见上面的插图）为地宫中发现的唯一一个有年度题记的文物。从出土文物来看，所有出土文物除一件北魏正光年间造像外，其余几乎全为唐代及以后的东西。
图27：地宫门框
图28：地宫门楣
图29：地宫内人字栱彩绘
图30：地宫北壁
图31：北壁唐开元题记（唐开元二十有一年，即公元733年）
图32：地宫南壁
图33：清代题记
图34：人字栱
图35：人物壁画残留
图36：地宫内部全景-1图37：地宫内部全景-2图38：地宫内部全景-3鉴于此地宫的发现对于嵩岳寺塔年代争议问题十分重要，所以再放上几张相机拍的图。80年代的地宫发掘报告在其文章最后得出来几点结论，这几点结论对于塔的年代争议来说很重要：
图40：文献引用
第一条结论是说“地宫甬道墙和塔身相连，压在塔下，是塔基的一部分。因甬道是为地宫而建，故原建应已有地宫。”也就是说，依据考古地层学的关系来看，地宫之上的塔只有可能晚于地宫或与地宫年代同时。
图41：文献引用
第二条结论说“地宫宫室结构平面方形，四壁微外弧，上作穹窿顶，这是北朝常见的墓室形制。宫室内墙缝间以红泥粘合，与雨道用料相同，亦与塔身砖缝间用料相同。”这条结论说明了两点，首先是说地宫平面形制很像北朝时期的墓室地宫（但此处且注意，唐代及北朝均有穹窿顶式地宫）。地宫墙缝的粘和料和塔身粘和料均为红泥，因此也旁证了地宫及塔身建于同时。
图42：文献引用
第三条结论主要是说地宫墙砖的热释光测年结果，但结果令人困惑。首先我们依据上文提到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题记，证明在733年之前，地宫及壁画就已存在。而地宫东壁砖却测出一个晚于733年的数据出来，于理则又自相矛盾。因为如若是后代修换墙砖，则必需拆掉墙体，同时壁画也需破坏。而目前所见壁画基本完整，地宫东侧却出现晚于壁画的砖块，此现象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数据错了。第二：地宫墙体较厚，可能其外侧的墙砖在距今1000±110年的时候拆修更换过，但并没动地宫内侧，最后80年代测年时，用了外侧
东壁墙砖测年。
图43：地宫考古报告最后的结论
地宫考古报告在最后肯定了这座地宫具有典型的唐代面貌。但出于之前塔建于北魏之说的影响，只说此地宫在唐代有过整修。对于佛像题记的叙述，也只说为嵩岳寺塔建造年代提供材料，并没敢直接说地宫的发现佐证了塔建于北魏的历史。
这次的地宫发掘十分出乎意料，因为之前大家本以为在一座北魏的塔下必然会发现一座北魏的地宫，可考古发掘之后却发现嵩岳寺塔的地宫几乎完完全全是唐代风格，只是用了很多北魏的砖。而同时发
掘者又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构筑方法肯定了现存的塔与地宫建于同时。
那么，有人自然会想到：有没有可能现存的嵩岳寺塔是一座用了
大量北魏建筑旧料的唐代建筑呢？
敬请期待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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