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内蒙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作者：翟禹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06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主持人语：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近些年，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和研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焦点。内蒙古地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始终是北方民族史、蒙古史、边疆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重点。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享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在新时代如何更准确认识内蒙古的历史和文化，如何呵护好这个崇高荣誉，如何促进民族团结，都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笔谈共收录4篇文章，全部以内蒙古地区为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进行了理论研讨。
第一篇来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翟禹撰写的《内蒙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文章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史的宏大背景中，对内蒙古历史的总体特征和基本内涵进行了高度概括，对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总结论述，文章主要的主题和视角是内蒙古区域史。第二篇来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康建国撰写的《内蒙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思考——以内蒙古“沿黄河区域文化带”的构建为例》，文章立足于地域文化视角，以作者承担的《内蒙古黄河区域文化研究》项目为思考重心，对内蒙古地区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文化学视角的阐释。第三篇来自赤峰学院孙国军撰写的《关于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蒙古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文章立足作为“模范自治區”的内蒙古，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团结的理论与现状进行了深入、具体地分析论述。第四篇来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春子撰写的《强化内蒙古各族人民中华民族认同感长效机制研究》，文章立足于解决当代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教育”和“中华民族认同感教育”的视角，对如何强化内蒙古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是一篇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对策路径的文章。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翟禹
摘
要：内蒙古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生活在内蒙古的诸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内蒙古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内蒙古是农牧文化交融的主要活动舞台，一部内蒙古地区史就是中国历史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历史。内蒙古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内蒙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K28;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6-0012-03中华民族是聚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发祥于不同区域的，有着共同经济、政治利益和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传统、共同心理素质又保留各自一定特色的历史文化，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由自在的松散型结构发展为自觉的紧密型结构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是在一个共同的地理单元内诸种矛盾与矛盾诸方面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交流与融合始终贯穿其中。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以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华夏”为核心，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像滚雪球一样将周边群体不断吸收进来，逐渐形成一个以汉族人口为多数，并包括其他诸多民族的复杂结合体。这个由多民族构成的整体，在近代通过抵御外侮、自强自立并建立国家之后，由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成为一个整体，其主要特征是“多元一体”，即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大一统”的观念由来已久，“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后经历代不断阐释，唐代文人欧阳修曾经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追求的就是天下一统、合而为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与最终形成，就是秉持了“大一统”的观念而得以实现。
一、内蒙古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一词，来源于清代“内扎萨克蒙古”，主要是指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四十九旗。内蒙古自治区是在清代内属扎萨克蒙古的基础之上经过多次行政区划变动，最终形成今天的面貌。当代内蒙古东西相距2500多公里，南北直线距离1700多公里，地域辽阔，地处中国的北部边疆。
（一）内蒙古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大窑文化、朱开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等都是闪耀在内蒙古大地上的著名史前考古学文化。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说：“中华文明，满天星斗。”根据多年考古发现和研究可知，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距今五六十万年左右的位于今呼和浩特市东北郊的大窑文化遗址，就是最早人类活动的证据。大窑文化是目前我国正式发掘的唯一一处包括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石器制造场，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空白，证明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是远古人类开展活动之地，时代久远，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
（二）内蒙古是中华文化三大主源之一的草原文化的集成区与核心区。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论证，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已经基本达成一致，即均认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而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集成区与核心区，故此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作用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之下，始终存
在着诸多不同的次区域，呈现着多样性的文化面貌，他们在保持区域性历史进程的同时，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的面貌。这种区域性差异的主要表现是历史发展模式的差异，但是它们又在顶层上具有一个高度同一性，即不断地向中华民族这一整体历史迈进。
（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成就了内蒙古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元代时期，今天的内蒙古地区首次纳入大一统的王朝治理之下，成为“腹里”地区，从这时开始才逐渐具备了“内蒙古区域”的概念，其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以及心理等方面，也逐渐产生了“区域”的色彩。区域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与其所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环境造成的区域性社会生产和政治制度，对区域文化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地区，或说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呈现一种区域文化研究的态势，在区域性文化范围之内，又分化、衍生出更小区域的文化研究，当今内蒙古地区的文化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即阴山文化、河套文化、鄂尔多斯文化、锡林郭勒文化、元上都文化、草原文化、敕勒川文化、黄河文化与长城文化等等。
二、历史上生活在内蒙古的诸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
（一）内蒙古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发展、持续发展的历史。从古至今，凡在今天中国版图上活动、生存过的民族的历史，均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今天看来，汉、满、维吾尔、蒙古等民族均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蒙古、汉、满等族交替成为统治者的主体，在促进历史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秦汉时期，中国的统治中心在陕西南部的关中地区，隋唐时期，统治中心依然在关中地区，期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各地出现多个地方性政权，因此出现了多个统治中心。直到辽宋夏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开始转到华北地区，北宋的都城在河南的开封，是自古以来的中原地区。而辽朝首次以今天的北京作为其五座都城之一，金朝更是将其命名为北京。尤其是在辽朝，其统治中心始终都在今内蒙古地区，以上京（今赤峰巴林左旗）、中京（今赤峰宁城县）为其核心区。到了元代，才正式将北京作为其两都之一——大都，另一座都城是在今内蒙古地区锡林郭勒盟的上都城。内蒙古地区尤其是东部内蒙古，由于是草原游牧民族——东胡系民族的发源之地，其地位日渐重要，在契丹、女真、蒙古，直至后来的满族建立政权以后，使内蒙古地区成为统治中心。
（二）内蒙古是农牧文化交融的主要活动舞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基本上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内蒙古这一东——西狭长的地带不断地拉锯、冲突往来，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一部内蒙古地区史就是中国历史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历史。
三、近代以来，内蒙古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族人民开始走向抵御外侮、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内蒙古地区与全国形势一样，也饱受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历次新政改革的失败，造成内蒙古地区民族矛盾尖锐，社会混乱，西方势力的介入使得内蒙古地区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还出现了民族分离倾向，这一切给原本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更增添了多重矛盾和社会危机。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朝覆灭，却迎来了北洋军阀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蒙地放垦以后，汉族大量进入，农牧矛盾引发蒙汉民族矛盾。随着外国势力的进入，内蒙古开始出现了近代化，使得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内蒙古各族人民也随之展开了反抗运动，如鸦片战争期间内蒙古骑兵参加京津保卫战，义和团运动中内蒙古掀起反洋教斗争，抵御八国联军的侵略，蒙古上层爱国王公反对沙俄策动内外蒙古“独立”，此外还有此起彼伏的各族人民起义，如白凌阿起义、金丹道暴动、独贵龙运动等等，但是这些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运动，由于存在诸多局限性，均未能改变内蒙古的社会危机。此外，1911年以后历届国民政府都对内蒙古地区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虽然在个别时期有所缓解和调整，但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民国政府统治集团和内蒙古封建上层的利益，未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依然存在。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内蒙古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决定性转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在培养蒙古族共产主义者、建立内蒙古党组织、创办蒙古民族革命刊物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提出实行“民族自决”，实现民族平等的方针政策，先后发表了《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11月）等重要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拟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940年7月），曾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构想，也曾在部分抗日根据地成功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抗战胜利以后，始终探寻民族出路的内蒙古各族人民逐渐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的真正方向，那就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和民族解放工作，1945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正式提出对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实行区域自治”，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了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工作，内蒙古各地开展的自治运动深入发展，各族人民一致要求實现自治，成立自治政府。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在承德召开，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地位。1947年4月23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讨论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5月1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等政府组成人员，正式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至此，内蒙古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结束了这个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压迫的历史，内蒙古各族人民走向了新的时代。
结语
综上所述，内蒙古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这个格局今天的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篇二：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乌兰夫：红色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副主席乌兰夫，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献身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乌兰夫”蒙文原意是“红色之子”。乌兰夫于1906年12月23日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少年时代投身革命，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1日，在他的主持下，胜利地宣告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在乌兰夫主政的19年里，内蒙古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在乌兰夫身边工作18年之久的一位工作人员，在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乌兰夫一生无比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内蒙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跨越几个世纪，实现历史性突变，一跃进入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乌兰夫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取得的伟大成果。”防疫：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1948年1月1日，乌兰夫在《元旦献词》中提出了打仗、生产、防疫三大中心任务。他把防疫提高到与打仗和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完全是从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性病、鼠疫和布氏杆菌病等疫病在内蒙古地区流行多年，严重损害了人民健康，造成人口持续下降，开始威胁到了蒙古民族的生
存。有一个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1946年时的乌兰夫。对内蒙古情况了如指掌的乌兰夫，对发展卫生事业，搞好防病治病，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早在抗战刚刚胜利后的1945年11月，以他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就规定了发展卫生事业，免费为内蒙古民众医疗疾病的政策。1946年5月，联合会成立了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卫生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卫生处。为了培养急需的医疗卫生人才，乌兰夫在他担任院长的张家口军政干部学院设立了医务班。1947年“五一”自治政府成立后，更是加快了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同年7月，乌兰夫在哈尔滨开会期间，恳切地向东北局、东北军区提出支援内蒙古卫生干部的请求，得到了大力支持。到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几经调整确定下来后的1954年，内蒙古已经拥有了一支相当强有力的医疗卫生队伍。1954年末，乌兰夫在与刚刚改组扩编的卫生厅一二把手谈话时，鼓励他们要保持战争年代的精神，说：“你俩如同司令员与政委的关系。”乌兰夫身居内蒙古的领导职务，一直亲自抓防疫工作。在扑灭鼠疫方面，经过几次大规模行动，到1950年，人间鼠疫的发病数和死亡数呈直线下降。曾经被称为是鼠疫“恐怖之城”的乌兰浩特，1952年成为了全区第一个无鼠市。到1956年，整个自治区的鼠疫完全得到了控制。昔日的“疫发天无色，田荒断炊烟，荆棘伴白骨，闹市无明灯”的惨象，终于永远成为了历史。19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由乌兰夫任组长。领导小组设在呼和浩特。所谓的防治北方地方病，主要还是防治鼠疫。内蒙古的扑灭鼠疫成功的经验，在其它北方地区得到了迅速推广。一位国家卫生部派到北方地方病防治小组工作的干部回忆道：“乌老不仅关心消灭内蒙古的地方疫病，也十分关心东北、华北、西北的防疫工作。他胸怀宽广，不论哪个地方发生疫情，他都心急如焚，坚决扑灭，保障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对内蒙古人口直接威胁更大的是性病。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族人口只有83.2万，比1912年还减少了4.6万。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性病蔓延，严重影响了人口的繁衍。有几个性病患病率高的地区，占到了这些地区总人口的70%至80%。有的地方甚至看不到15岁以下的儿童。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乌兰夫提出：贯彻“人畜两旺”方针，迅速扭转民族人口下降趋势，要像打仗一样，消灭性病。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内蒙古终于向世界宣布，内蒙古已经消灭了性病。当牧民抱起婴儿时，往往发出同一个声音：“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乌兰夫主席。”很多牧民把毛主席和乌兰夫的像供在神龛内，显示了他们虔诚的心。共产党就是这样在草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2006年，在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面对蒙古族人口达到420多万的兴旺局面，一位年逾古稀的药学专家感慨万千：“内蒙古卫生事业乌老功不可
没。他抓住了解决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核心问题——消灭疫病，即消灭鼠疫、性病和布氏杆菌病。”“党和政府仅为消灭性病，我们就专项调进了大量的进口盘尼西林等药品，免费治疗性病人数达12万人”，“内蒙古的卫生工作可以说是‘从防疫起家’，都是乌老的关怀直接抓的。”从建军打仗到巩固国防乌兰夫非常理解毛泽东所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1946年当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时，就兼任军事部长，着手组建第一支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担任主席的乌兰夫仍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内蒙古的人民军队初具规模。针对当时部队成分复杂，相当大的部分是由旧军队整编而来的具体情况，乌兰夫决定整训部队以提高军政素质。1947年7月22日，他在团以上干部的会议上说：“我们肯定，旧军队可以改造，但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改变立场，要和群众结合，要建立与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要在斗争中去考验锻炼。”他还注重抓好骑兵1师这个典型，把支部建在连上落到了实处，成为了一支标杆。1948年1月1日，为了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内蒙古的人民军队由原来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代表团慰问骑兵战士，乌兰夫与战士亲切交谈。
在乌兰夫的率领下，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以威武之师更加昂扬
地投入到解放全内蒙古和全中国的作战中。骑兵1师和2师参加辽沈决战，骑兵11师和16师参加平津战役，打出了骑兵的犀利作战风格。乌兰夫回忆道：“他们发挥了骑兵部队勇猛、神速、机动、灵活的作战特点……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以内蒙古骑兵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了除步兵之外的最大兵种。随着全国解放，人民军队由以打仗为主转向以国防建设为主，加之军队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作为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成为了国防的重地。为了回击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毛泽东决定研制原子弹。1958年初，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青山头一带建设国防试验场区。试验区内当时有260多户牧民，1100多人（占全旗人口四分之一）和7万多头牲畜需要搬迁。作为树立了正确“打仗”观的老革命，乌兰夫深知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作为对内蒙古地域民情心中有数的父母官，乌兰夫也深知动员牧民搬迁的复杂性。经过周密慎重考虑，他在他主持的自治区领导和额济纳旗地方负责人的会议上提出了破解难题的思路。他指出，额济纳旗是土尔扈特部落地域，牧民在此定居300年了，要他们迁走，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塔旺嘉布是爱国王爷，深明大义。可以把做好他的工作作为突破口，跟他讲清道理，讲清搬迁移牧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讲清没有
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有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的道理。他应该会通情达理，协助我们动员牧民搬迁。乌兰夫还要求地方领导一定要亲自去谈，一定要谈通。乌兰夫的判断是正确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预期效果。为了顺利开始搬迁，额济纳旗地方领导写出了一份工作汇报提纲，包括搬迁方案和需要国家解决的问题，飞往北京向乌兰夫汇报（乌兰夫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每年都有一定的时间在京办公）。乌兰夫听完汇报，表示满意，接着派车送来汇报的同志前往总参谋长黄克诚处汇报。黄克诚听完汇报，连声称好。由于党政军民紧密配合，从1958年5月到9月，搬迁顺利完成。整个过程出现的“事故”，是死了几只羊和丢失了3袋粮食。试验区建成后，在青山头树立了纪念碑，纪念当地人民做出的贡献。1990年，聂荣臻元帅满怀深情地说：“不要忘记额济纳旗人民对导弹基地建设作出的贡献，有机会理当回报。”参与这个大搬迁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军干部，在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之际，纷纷撰文，指出：“乌兰夫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了解放生产力”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乌兰夫就采取了一整套有效措施，保护和发展当时十分脆弱的社会生产力，牧区内很快初步呈现出“人畜两旺”的景象。他曾强调指出：“不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有力地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乌兰夫。在乌兰夫
主政的19年里，内蒙古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首先归功于他敢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总体部署，根据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政策。在早期的牧区民主改革中，乌兰夫敏锐地发现，“照搬照套”内地农区土改办法的某些牧区，第二年牲畜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他迅速组织调研，制定了“三不两利”的政策，即：“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很快扭转了局面。在后来的牧区合作化运动中，又制定出“政策要稳、方法要宽、时间要长”的方针，保证了所有制改造的顺利进行和畜牧业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实事求是的政策方针取得的成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体现得特别明显，那就是：内蒙古不但保证了本地区人民有吃的，而且调出大量的粮食和牲畜支援了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内蒙古，也像全国一样，遭受了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乌兰夫带领自治区领导一班人，倾听群众呼声、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终于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乌兰夫的老家土默川，1958年至1960年连续遭受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特别是1958年夏连续七天七夜的滂沱大雨，“这一灭顶之灾让人们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这年初冬，正当人们考虑来年生产的时候，刮来了照搬内地的挖“卫星田”的风气。农民们知道这种做法在自己的家乡是肯定行不通的，于是向上面写信反映。1959年初春，乌兰夫亲自来到灾区调研。他没有惊动当地盟和旗的领导，直接向乡亲们嘘寒问暖，了解灾情。乡亲们如实讲述了灾情，同时不无忧心地反映挖“卫星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这样做是犯了农耕之大忌。乡亲们的意见引起乌兰夫的高度重视。当天下午，乌兰夫又走门串户，慰问乡亲，继续征求大家对生产自救的意见。第二天上午，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乌兰夫请来了公社和大队领导，围绕灾区人民灾后的生产生活安排，特别是对挖“卫星田”一事进行座谈，交换意见。乌兰夫听取大家的意见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乡亲们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是来自于自身的生产实践，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他说，要多调查了解，多听取农民的意见，要讲实际，不能盲目搬用外地的经验，实事求是，决不要把挖“卫星田”搞成教训，搞成劳民伤财的事情。在乌兰夫的悉心指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挖“卫星田”运动，不但在土默川及时停止，而且在整个内蒙古也及时停止了。这次调研，乌兰夫保持一贯的低调行事，不喜张扬的风格。既不“扰官”，也不“扰民”。当地小学的师生们，出自于内心对德高望重的乌兰夫的崇敬，本来准备举行一个送行仪式，同时请乌兰夫在仪式上讲话，对师生们进行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乌兰夫婉拒了这个安排。他让人告知学校，不能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不能为此在群众中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连续的灾年，仍然使农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饿肚子成为许多地区的普遍现象。乌兰夫带领一班人，坚持经常
下到基层，帮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无论是停办公共食堂，还是制止虚报浮夸，都体现了乌兰夫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后来人们回忆道：“那个年代的村里敢于适量偷分粮食，敢于抵制虚报浮夸，能让人们少饿肚子的真实情景，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不会忘记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的胆识与以民为本的宗旨理念。”1955年，乌兰夫陪同朱德视察内蒙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三年困难时期，乌兰夫主政内蒙古取得的成绩深深影响了全国。在千方百计保障全区人民吃饭的同时，积极帮助国家和兄弟省市度过难关。他指示有关部门：“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坚持内销服从上调。自己不够吃怎么办？一是增产，二是减人（指压缩城市人口）。其它物资的调拨，必须执行‘先中央后地方，先区外后区内’的原则。总之，要使自治区的财富成为全国的财富，首先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服务。”据统计，内蒙古在此期间调出15亿斤粮食和大量牲畜。当时上海等地几十个孤儿院里的三千多名孤儿严重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请乌兰夫设法提供一些奶粉。乌兰夫立即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把这批孤儿接到内蒙古来抚养。这就是至今仍备受赞赏的“乌兰夫与三千孤儿”的故事。乌兰夫不但关心普通群众，对知识分子的生活还给予重点关照，同时还把眼光放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同全国一样，物资匮乏。乌兰夫本来就特别重视邀请内地、特别是北京的专家教授来内蒙古指导交流。三年困难时期，更是想到了请他们来改善生活。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脍炙人口的《内蒙访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篇文章曾多次收入中学生语文教科书。教师们在讲解这篇文章时，总会指出，“本文是翦伯赞同志写的一篇史论。1961年7月23日至9月14日，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应乌兰夫同志的邀请，组成了一个有16位委员参加的学术代表团，由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同志率领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历时近两个月，行程15000里。访问结束后，翦伯赞以流畅的语言，写下了这篇旅游记。发表在196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收入周立波编选的《散文特写选》。”“全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无比珍视民族传统友谊的感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团结，共同去创造幸福的未来，这正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的确，乌兰夫在主政内蒙古期间，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抓好三大中心任务，使内蒙古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牧草丰盛，遍地牛羊，人畜两旺，安居乐业。一位当年负责自治区公安工作的同志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回忆道：由于贯彻了乌兰夫多次强调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指示，“当时内蒙古政通人和，犯罪现象明显减少，抢劫杀人、投毒杀人、纵火等案件几乎消失，各级公安看守所在押的人犯明显减少，有些旗县甚至牢狱为空。
各种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派出所、基层单位和群众工作解决得很顺利。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景象。”【党史博采】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篇三：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四三”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
作者：暂无
来源：《实践·党的教育版》2018年第5期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很快一大批干部被派到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和东部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兴安盟等地，开展民族自治的各项工作。不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派代表包玉琨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联系，联合会也组成东蒙工作团前往开展工作。双方通过互派代表、书信往来进行了沟通。
1946年3月11日，中共中央电促内蒙古加快建立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决定，召开一次解决自治统一问题的会议。3月下旬，双方代表在承德会合，3月30日至4月2日，经过5次预备会议，双方坦诚交换意见，最终在实现蒙古族彻底解放和争取内蒙古革命完全胜利的共同基点上，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必须统一、东西部地区共同解放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在承德正式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即著名的“四三”会议。乌兰夫、博彦满都在会上致词，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决议指明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路线、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决议规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解散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设立联合会东蒙总分会，负责领导东部盟旗的工作。扩大了联合会领导机构，增补了执委会成员。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兼常委会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
“四三”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解决了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很多重要问题，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政治上的割裂状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唯一领导者，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统一的力量。会议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全面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和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篇四：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的由来
一、自治区的创建
上个世纪初，随着满清王朝结束，蒙古民族面临选择。漠北蒙古一方在沙俄强力影响下选择了独立建国，而蒙古人的主体却在内蒙古。在内蒙古也存在大体两种思想倾向，一种主张为民族至上，以德王为代表。据老革命家王铎回忆，德王早期是位开明王公，他们在民国政府极力争取内蒙古高度自治，而且于1933年在百灵庙召开了各蒙旗代表大会，并获得民国政府批准，组建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奋斗艰难的情况下，遇到中原内乱，日寇铁蹄踏到长城边上，德王选择了投机，屁股坐到了日寇一边，最终接受了人民的审判。另一种观点是以“塞北文豪”著称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先生主张国家至上，他在避难榆林期间出任了蒙旗抗战动员委员会委员长角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以乌兰夫、赵诚为代表的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蒙古族党员选择了投奔延安，而且还组织了数批土默特高小毕业生和进步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在抗日期间动员土默特民众支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挥了生力军作用。
抗战胜利后，荣祥的极端失望恰巧说明国民党在民族问题上政策和举措失当。
乌兰夫于1945年11月28日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先后解散了锡盟的内蒙古临时政府和王爷庙
的内人党领导的东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由王爷庙改名，意为红色城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之后，两百多万蒙古人在共产党领导的自治政府组织之下支持并参加解放战争。这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时，也应该是值得骄傲的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招乌兰夫进京，具体划定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领导区域，其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所说：“恢复内蒙古本来的历史面貌。”至此，内蒙古自治区加了“区”字，直到1962年，商都县划归内蒙古，区字完成最后一笔。
二、首府呼和浩特的确立
早在441年前，北元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经过几十年努力，实现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开放贸易，进而使土默特部进入快速发展期，于是他决定建造呼和浩特，并引发了中国北方走西口人口大迁徙。此举对中国版图北方疆域的确立，对呼和浩特演变为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关重要。290年前，土默特左翼旗都统丹津在阿勒坦汗建造的城市创办了土默特官学，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积累，到上个世纪初，土默特人成为蒙古草原教育普及程度和文化底蕴之最，加上地处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胶着地带，对两种文化的领先之处均有所见，也就成为蒙古人当中最为活跃部分，当时人们认为最先进的思想和组织，土默特
人几乎都参加了，如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内人党、延安圣地。当乌兰夫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时，土默特人是骨干，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土默特人也是骨干。
建国之初，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曾借“荆州”于张家口。其后，国家根据内蒙古实际，决定撤销内蒙古地区并存的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行省，具体为1952年撤销察哈尔，1954年撤销绥远，1955撤销热河省。期间，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搬到呼和浩特与绥远省政府合署办公，乌兰夫兼任绥远省主席，1954年1月正式撤销绥远省，自治区首府确立于呼和浩特。
三、蒙古人是何许人
蒙古人，在人类学中是个大概念。稍窄一点，在汉文典籍中早期称“胡”或“胡人”，泛指北方演进了游牧文明的各部落群体，后世称其为蒙古先民。最狭义的理解，则是十二世纪以来以成吉思汗为代表人物，以成吉思汗家族所领有的部落为核心，不断聚拢游牧民于该家族和部族旗帜之下而形成的部族群体。好比内地，两广、江浙与巴蜀人甚至语言互相听不懂，但他们都是汉民，都生活在农耕文明之中，生活方式接近，文化接近，沟通也容易。蒙古人则是世代繁衍生息于游牧区域，演进了游牧文明的群体，各部落之间也是生活接近，文化接近，沟通也容易。内地人熟悉改朝换代，关注皇朝家族变迁，其实每一个皇朝只是代表性家族更替，旗帜变换，安居乐业的百姓则依然在延续农耕文明。游牧区
域也类似，不同的部落崛起，不同的家族登上历史舞台，旗帜变换，牧民却变换一下聚拢方向而已。所以，以成吉思汗家族为标志，只是代表了蒙古人或游牧文明一段极具辉煌的时期。两种文明当中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差异，就是内地人不以刘邦家族作为汉族的标志，而以农耕生活和文化为标志。而游牧文化中多以代表性家族为标志，注重了旗帜变换，淡化了文化延续的追溯，仿佛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民族蒸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民族又从天而降。常常听到内地人说分不清哪个民族，其实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游牧文明中的共同群体，一个泛指的称号就是蒙古人，在生活中常用的表达是牧民或游牧民。
四、蒙古人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我国北方有一条400毫米降雨量分界线，长城与它重合既属偶然，也是必然。在近现代科技武装人类之前，如果将400毫米降雨量以下地区开垦，结果可能就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沙化，只好逃走，等待自然修复或沙漠化。正是这个早期看不见的因素——科学或自然力量，决定了早期人类在这条线两侧选择或被选择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哪个先进？哪个文明？我们现在更加理性地看待，尊重了自然的，其实就是科学的。进而，必须安居的农耕一方修筑了长城，用以抵御擅长游动的游牧人口的冲击。
蒙古人，或者泛称游牧的人或牧民，就是在这种严寒、干旱、风沙、贫瘠的沙漠或戈壁上繁衍生息了千万年，并演
进了游牧文明，陶冶了自身的性情。蒙古人极其珍视局部的肥美草原，也极乐于七、八月的雨季，以最美的词汇与歌喉赞颂这个短暂的上天恩赐，但他们多数在漫长的季节里是游走在贫瘠沙化的草地。蒙古人喜欢耐渴耐粗草且能长途跋涉但不怎么高大优美的蒙古马，也愿意歌颂自己粗犷豪放的性格，却多少有点不愿意提及自己粗糙的皮肤、苍老的面相和不怎么温和的性格，其实，生存于同一个自然环境中，一种低等动物，一种高等动物，其生存特性何其相似。蒙古人饮食非常简单实用，甚至煮肉都不习惯放调味品。南方人讲究调味，并以辣味刺激味觉。蒙古人则讲究吃够两年以上草的羊才有肉质、有味道，而且不同草地的羊，肉的味道也不一样。在寒冷的冬季，蒙古人有丰富的御寒方法，也非常耐冻。在地广人稀的草地上，蒙古人有独特的调节寂寞的长调和一言不发、静静地盘算与思考的耐力，以致于他们有时表现出极具定力的理性很让人吃惊。因此，今天的蒙古人一旦插上高等教育的翅膀，他们在攻坚克难时常常表现得坚毅、顽强、大气和略显工作狂，在持久战中表现优异，而在小节上不大与人计较。笔者近来也常常有一种冲动，看到许多成功人士，极想把他们形容为一批用现代理性精神武装了的蒙古马。
五、蒙古人的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中生存于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蒙古人敬畏自然，亲密并依赖自然，顺应自然而恶于改造或破坏自然的文化。在游牧文明中本土的原始宗教是泛神主义的，长
生天是至高无上的，山、水、林、火、土都有必须敬畏的神灵，甚至极端到不许在河流洗衣、洗澡，这与中原大地道教的“反者道之动”有很大区别。也许正是因为环境恶劣，承载能力有限，在地广人稀的草原很难集中人力去大规模改造自然，长久地形成了高度依赖自然的文化，所以蒙古人对自然的观察是细致的，对自然的记忆是生存的基本功，而对自然的描述尤其细腻，比如不同岁齿的马都有专有名词，羊也不是笼统称羊，而是山羊、绵羊各有名称。牧民对草以及草随季节的变化的认知也是生存的基本功。牧民对踪迹的辨认，从上世纪到今天都是公安破案的绝活儿，而且这不是表演者的特异功能，而是牧民普遍的基本功，只是表演者更为出色而已。牧区地广人稀，共有几家人彼此都熟悉，来个陌生人一看便知，所以牧民行路，经过哪个蒙古包，即使主人不在，该吃则吃，该用则用，彼此彼此。但对鸡飞狗跳、坑蒙拐骗之徒绝不容忍。随着流动人口增加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基本道德取向还留有遗风。
这种敬畏自然的文化精神使得蒙古人在繁衍生息了千万年的家园在近现代工具进入之前还是自然状态，人为改造的痕迹稀少，不可移动文物也稀少，遗留最多的是岩画和少有的几块巨石，也留下不多的一些勒石碑刻。大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皇帝，他们到底有没有陵墓？陵墓在哪里？至今是个谜。至少可以说，他们的陵墓不怎么宏伟，随葬珍宝也不会很多，因为蒙古文化中并不在意，甚至厌恶这些东西。蒙
古贵族即使埋葬，也不封不树，而且要万马踏平，守护到草地恢复。蒙古人讲究接受了最后一口气——鼻息的一缕驼毛，这是先人灵魂寄托之所，也是后人祭祀的圣物。一家一户牧民的倒场，离开前都要把生过火的灶坑添平，把生活垃圾不是遗弃，而是掩埋，他们希望来年回来时这里还是草地。
蒙古文化目前明显地存在两个方向的发展难题。一方面，说蒙语的人数在加速减少，能够“用母语来述说”的人才更少，原汁原味儿的蒙古文化正在一点儿一点儿丢失，这是蒙古族学者应该深思的课题，也是政府应该重视的问题，保护一种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且原汁原味儿的文化，无论对蒙古人还是中华民族，应该比保护一种纯种马或野生稻价值更高，意义更深远。与此同时，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儿但用汉语讲到中华大地，甚至用英语把蒙古文化讲到世界，其意义更大，而且现在是大好时机，但还需要政府方面制度化的、持之以恒的重视和支持，学者们当中也需要有像易中天、曾仕强那样去创造、引领。
六、蒙古文字
中原从秦朝起统一了文字，尽管各地方言互相可能听不懂，但写出的文字相同，内容相通，所以两千多年的文史资料连贯有序，甚至向上追溯上千年，形成三千多年的连贯历史。在游牧区域，历史上的文字是多变的，匈奴时期是什么样的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怎么解读？西夏文字怎么读？元代一朝，蒙古帝国时期用畏兀字记录蒙古语，而忽必
烈皇帝让八思巴创立蒙古新字，并在诸路蒙古政府设立蒙古字学，强力推广蒙古新字，却随着元朝退出大都（北京）而弱化，畏兀字伴随佛教经典翻译沿用至今。努尔哈赤从金国时期借用蒙古文字加圈点记录满语，至今清朝大量的满文资料的解读越来越困难。所以，反映游牧文明的历史文化，从生态建设的角度看可能极有意义，但实际做起来难上加难。目前还有一个新难题，蒙古一方已独立建国，而且已改用斯拉夫字母记录蒙古语，但蒙古人的主体在中国，这就造成了反映游牧文明历史的新困难。如果从汉文典籍查找游牧文明历史的点滴记录，又存在意译和汉字音写蒙古语两种情况，而且汉字简化后还存在汉文典籍的解读困难以及歧义争论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游牧文明历史文化建设的难题。
七、蒙古族的历史贡献
当今蒙古人最得意的一个说法，就是当今中国的版图是蒙古人奠定的，甚至对大清帝国割让出去的部分还甚觉可惜。再作细看，一次又一次游牧民南下留居中原，对大国的形成，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是持久而影响深远。十多年前我们害怕沙尘暴，担心伤害我们身体。眼下更怕雾霾，担心造成大规模窒息，转而期盼借助沙尘暴的风力把雾霾吹走。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把生态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那么游牧民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谨慎守卫了绿色屏障数千年，对农耕文明发展的支持，可谓功莫大焉！我们曾经看到农耕的效率远高于牧业，但生态学家告诉我们，强行开
垦，可能面对灾难，今天我们确实面对了。要扎实落实生态发展理念，恐怕认真总结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历史经验，正是我们要做的基本功。
游览曲阜和北京国子监给人一种明显的感觉，历史上曲阜孔庙彻底毁于战火达五次，每个新王朝在战后重建都比原来的更高、更大，今天的曲阜孔庙是元朝重建，明、清维护的格局。北京国子监是元朝初建，明清维护的格局。元、清两朝，两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都急需尽快学会汉法以管理中原，也就形成了两个尊孔和推崇儒学的高峰，而元朝诸路蒙古字学强化各路政府必须保障办学，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办教育的一个高峰期。诸路蒙古字学把大量的儒家经典翻译成蒙古语传授官员子弟，在蒙古人文化素养提升和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互相交流两个方面都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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