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台北人历史文化悲剧分析
作者：刘垠宏[1]作者机构：[1]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物刊名：文学教育页码：34-35页年卷期：2021年第25期主题词：《台北人》;欢场女性;悲剧;宿命摘要：《台北人》是白先勇的经典之作,由十四篇短篇小说构成,描绘了新旧交替时代的众生百态.作品中欢场女子的形象尤其值得赏析,她们的形象充满了宿命色彩,深刻地折射出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这些女子的怜悯和同情.作品中欢场女子的形象不拘一格,面对命运的折磨,有的感时伤怀,有的逆来顺受,有的奋力抗争.在刻画这些形象时,作者大量使用象征描写和暗示手法,表现出这些女子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篇二：台北人历史文化悲剧分析
读书笔记-《台北人》的悲剧
摘
要：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塑造了很多悲剧人物形象。主人公其实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们是跟随国民政府撤至台湾的大陆人，他们有着各自的遭遇。虽然属于不同阶层，但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有着相似的悲情。
关键词：失落；苍凉；死亡；痛苦；悲悯
离乡的悲情：白先勇的作品中，居住在台湾的外省人居多，正因为如此，书中的人物都沾染了一种悲情--远离故乡的乡愁。这些“台北人”来到台湾后，只能与对岸的大陆隔海相望。“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写的一首诗便能极好的反映出这些“台北人”思乡的心境：“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作者巧妙地通过王雄和表少爷的对话，揭示了客居台湾的大陆人对大
陆的深情。其实在整部《台北人》中，各个角色对过去的回忆便显示了这一点。作者选取故都南京和中山陵作为典型意象，既是昔时繁盛的象征，又是对故土的纪念。从南京到台北，这一代的“台北人”经历了太多的物是人非，以他们做小说的主人公比较有沧桑感。作者在书前引录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恰恰是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作品中主人公涵盖各个阶级，活跃的时代各不相同，作者对其旧日的生活状况描绘得十分细致。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所谓“忧患重重的时代”，则包含了因战乱导致海峡两岸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很多来台大陆人都怅然若失。事实上，他们确实失去了很多东西。有的丢掉了地位（如钱夫人《游园惊梦》），有的丢掉了爱情（如卢先生《花桥荣记》）乃至婚姻（如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有的丢掉了过去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怀旧”无疑成了他们能继续活下去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永远的尹雪艳》中被当作世外桃源的尹公馆便成了“老朋友”们经常出入的场所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来台大陆人逃避现实的最好写照。
《秋思》中的“一捧雪”，《花桥荣记》中台北长春路的小食店，虽然名字
篇三：台北人历史文化悲剧分析
《台北人》人物悲剧与基督信仰
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其深刻的人性内涵和杰出的小说技巧,出版伊始就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普遍赞誉,深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喜爱,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当然,对之研究的论著亦是众多,大多从人性、文化或小说技巧上进行解读,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大多数论者在分析小说集的悲剧意识时,都倾向于从文化乡愁或历史沧桑上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我认为,这些只是《台北人》人物悲剧产生的浅层次原因。那么,深层原因在那里呢?
一
小说集包含十四个短篇,并无一篇小说名叫《台北人》。作者之所以为小说集取这个名称,是因为全部作品都写了这样一群独特的“台北人”: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而是在大陆出生,成长,由于国共内战不得已随着撤退的国民党军队迁移到台湾。他们中很多人在大陆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甚至是中年时期,对那片生养他们的土地有很深的感情,特别是在背井离乡之后,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尤其浓厚。这部小说集写的就是这群来自大陆的形形色色的台北人,在异地所经历的人生坎坷浮沉,为我们讲述了一段血泪辛酸的悲剧史。小说中的人物涉及台北的各个社会阶层,全景式地展现了这群独特的台北人身世飘零的心路历程。
《台北人》中的人物形象,按照人物的心理性格特点,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虚无苟活型,有《永远的尹雪艳》之尹雪艳,《一把青》之朱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金大班,《冬夜》之余钦磊;第二类为虚空崩溃型,有《花桥荣记》之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孤恋花》之娟娟;第三类为迟暮喟叹型,在小说集中占了一半的篇幅,有《梁父吟》之朴公,《国葬》之李浩然,《游园惊梦》之钱夫人,《秋思》之华夫人,《岁除》之赖鸣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之教主,《思
旧赋》之顺恩嫂。下面我们先分析几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一)虚无苟活型
《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第一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尹雪艳总也不老”与小说名一样,让我们对主人公充满了疑问:她怎么会永远不老呢?小说看完以后,我们才知道尹雪艳永远不老的秘密。十几年前的上海,她是百乐门红极一时的明星,风华绝代;十几年后流落台北,她依然是社交界鼎鼎有名的人物,光艳照人。岁月的风霜和战争的硝烟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小说中的吴经理与尹雪艳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吴经理在上海是一家银行的总经理,来到台北后却只能在一家铁工厂挂个顾问的名义。小说这样写他历经沧桑后的外貌:“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吴经理的落拓凄惨更加衬托出尹雪艳的不老神话。小说中有一段对尹雪艳在台北经营尹公馆情形的叙述: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老朋友自然把尹公馆当作世外桃园,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曾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
接下来,小说便用大段篇幅描写尹公馆豪华典雅的布置,尹雪艳优雅迷人的魅力以及待客的体贴与周到,这些都是尹公馆能吸引故旧与新知的重要原因。
小说最精彩之处,是写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成功人士徐壮图,因为流连于尹公馆而不能自拔,结果命丧黄泉。在徐壮图的葬礼上,尹雪艳意外地参加吊唁。小说结尾,尹雪艳继续她浮华奢侈的生活。可以说,尹雪艳是造成徐壮图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我们在谴责尹雪艳的同时,分明感受到了尹雪艳身上具有的可怕的神秘气质。她就像一面魔镜一样,通过她似乎照出纷纭变换的世间万象的原形。
尹雪艳的不老神话,在笔者看来,是因为她的灵魂已经被掏空,如同一具行尸走肉,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岁月
虚度而已,对她的人生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从另一方面来看,尹雪艳又如一位参透了红尘变换的出家人一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自然人世间的辛酸悲苦都与与她如浮云了。而吴经理和徐壮图们则依然徘徊于世事轮回之中,如同佛家所说的“妄执”,无法超脱,这便是痛苦和灾难之源。
《一把青》中的朱青,《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冬夜》中余钦磊,以前都拥有正常的人性,即喜怒哀乐,能够品尝到酸甜苦辣咸的人生五味;后来历尽艰辛,灵魂便如尹雪艳一样虚无,成为一个内心冷漠孤独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才能苟活下去。否则的话,只能虚无崩溃而死去。
(二)虚空崩溃型
《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是一所台湾国立小学的老师,平时勤俭节约,人品极好,甚至连他尖酸刻薄的女房东,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他每天在“花桥荣记”吃饭,与老板娘熟识起来。老板娘看到卢先生彬彬有礼,对他是格外照顾,还想把侄女配给她,谁知竟被卢先生一口回绝。原来他在大陆订过亲,虽然现在时过境迁,分隔异地,但他对未婚妻依然不能忘情。正是有这个信念支撑着,他才能对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一点一滴地攒钱,以备结婚之用。当他被表哥骗走了来之不易的全部积蓄,与大陆的未婚妻相聚无望时,他整个人生的大厦便轰然倒塌,死神便开始向他挥手了。《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与卢先生颇为相似。他因为怀念大陆订下的未婚妻小妹仔而对雇主家几岁的小女孩丽儿百依百顺,千方百计地讨她欢心。一旦丽儿渐渐长大开始疏远他时,他整个心灵便无所寄托了,最后只能自杀身亡。
(三)迟暮喟叹型
《游园惊梦》里,钱夫人年轻时在南京夫子庙得月台唱昆曲,技惊四座,被六十多岁的钱将军相中,做了填房夫人。其时她才二十岁左右,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来到台湾以后,钱将军故去,而她只能流落台南过清贫的生活。当年远不如她的姐妹窦夫人、蒋碧月等人,现在却过上了豪华的生活。在窦夫人家举行的晚宴上,钱夫人穿着过时的旗
袍,看着那些穿金戴银的新贵们高谈阔论,回想起自己从前的富贵奢华,那份深沉的凄凉感应该会不难想象。宴会结束后,其他的客人都乘坐豪华的私车离去,只有她要担心能不能打到的车,这又是怎样的尴尬与无奈。《梁父吟》之朴公,《国葬》之李浩然,以前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世事变迁,晚年只能在回忆中追寻那逝去的惊心动魄的戎马生涯,英雄迟暮,无限悲凉。
二
西方历史中有两个上帝形象。一个是哲学上的上帝,这是形而上学上的第一因,我们可以用理性来分析他。另一个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我们对他只能信仰,而不能追问。在经历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以后,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思潮,反叛神性而重视人的理性。毫无疑问,这股思潮促进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也导致了神学上帝的逐渐消亡,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即就此而言,这也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人被异化和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原因。人的理性固然重要,但是它本身不能解救自己的灵魂。这时,就需要宗教为人的灵魂注入神性的光辉。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有这样一段:
如果从意识形态上否定上帝,人本身就会在其历史、社会和未来中受到威胁,人的价值就会被废除,最终被囚禁在其内在性和人的此世规划之中。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人的价值的颠倒。人的整个命运只是依赖于人的成就,人的幸福和欢乐的可能性就全凭其成功之机遇,与此同时,人也生活在他无法摆脱的失败和罪过的处境中,生活在自我毁灭和绝望之中,相反,恩典的超越作为人的存在的终极之维,是人之存在意义的根本保障,这种超越性绝不允许人被其社会和历史耗尽其存在。在此超验的恩典中,连罪都不能损害人本身,更何况其他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
刘小枫特别强调在十字架上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正是通过这样的事件,上帝降身为人,体验人世的痛苦,从而把恩典施与人类;也只有在这个事件中,人才能感受到神恩的降临。而在中国,儒家思想一直以来
都是世俗性的,讲究理性,缺少神性关怀,佛教和道教虽然有神性因素,但是影响很有限。以此来关照《台北人》中的人物悲剧,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他们由于背井离乡而倍感乡愁和沧桑之时,便得不到世俗的幸福。又由于缺乏宗教信仰,只能深陷尘世痛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于是就导致灵魂的虚无,要么苟活,要么自杀,要么自怨自艾,灵魂得不到解脱,这便是《台北人》人物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想到俄罗斯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因为要减轻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负担(她们定期给他寄生活费)而杀害了当铺的老太婆,想取走老太婆的财产,结果他还被逼杀害了无辜的老太婆的妹妹。杀人从道德和法律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自己没有罪恶,那个当铺的老太婆在她看来该杀,原因有三点:第一,老太婆的人品不好;第二,老太婆的钱财是剥削来的;第三,老太婆年纪大了,钱财对她也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理性分析下,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后,是否就心安理得了呢?没有。杀人之后他的内心痛苦难挨,几乎近于神经错乱。有一点需要提到,拉斯科尔尼科夫不信仰基督。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善良的索菲娅——为生活所迫卖身养活一家人。索菲娅虽然地位低下为一般人所瞧不起,生活悲苦,但是她的心灵却完美崇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信仰上帝。正是在索菲娅的影响下,他翻开了福音书,聆听上帝的教诲,灵魂逐渐得到了解脱,最终向当局认罪自首。我们从索菲娅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解救世人的形象。对拉斯科尔尼科夫来说,索菲娅就是他的上帝。
小说《国葬》中的一位将军败北台湾后一袭袈裟常伴青灯古佛,或许是作者为这些迷途的羔羊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皈依宗教。当然,并不是让他们都出家为僧尼。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对他们来说,信仰基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只有在基督信仰中存在,诚心感受上帝之爱,他们才能在神性的光辉中战胜人世中的种种不幸,摆脱虚无的纠缠,走向灵魂的崇高。
注释:
白先勇:《台北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白先勇:《台北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1页。
(张传福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
*****)
篇四：台北人历史文化悲剧分析
论《台北人》的悲剧色彩
《台北人》是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经典代表作品，是由十四个故事组成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十四个故事，每个故事虽互不关联，但都共同描述了国共内战时期，原本生长在大陆的人被迫沦落台北后的生活状况。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文风伤感，富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的渲染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人物的悲剧性
《台北人》的悲剧色彩主要是通过人物的悲剧性来渲染的。小说通过十四个故事描述了台北形形色色，各个阶层的人物。他们有的是将军夫人，如《游园惊梦》里面的窦夫人和钱夫人，有的是知识分子，如《冬夜》中的余嵚磊教授和
《花桥荣记》中的教书先生卢先生，有的是退役军人，如《岁除》中的赖鸣升，有的是退休的女仆，如《思旧赋》中的顺恩嫂，有的是舞女，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
从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小说塑造的各形各色的人物全方位地展现了台北人的生活状况。虽然每个人物的故事在情节上不相关联，但是不难发现的是每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有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从第一个故事贯穿到最后一个故事。那就是人物的悲剧性。他们承受着境遇的变迁，经历各种悲惨的遭遇，忍受着生活的艰苦。到了故事的最后，有的人死，有的人疯，有的人继续默默承受，有的人走向堕落，变得麻木不仁。
小说里的悲剧人物，我认为大部分是女性。有人说，白先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善刻画女人的作家。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悲惨的女性形象。小说中大
量地塑造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舞女、歌女或妓女人物形象。无论是通过嫁人，成为了上层阶级的社交界之花尹雪艳，将军夫人蓝田玉，还是仍活在社会底层的金大班，朱凤，娟娟，她们都是或曾是风尘女子。这些风尘女子必须依附男人才能生活，自身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生活艰苦。小说的这个特点表现了那个仍然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时代里，大部分的女性处于社会的下层，倍受压迫，只能通过讨好男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凄凉。
小说十四个故事以《永远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最为经典。尹雪艳是白先勇笔下的一个传奇人物，是与《台北人》中其他女性形象不同独特女子。她风华绝代，永远的美貌，优雅的气质，八面玲珑的交际手腕，让她无论是在上海百乐门，还是在她沦落到台北后的公馆，都始终吸引着无数的男性和女性。她的公馆来访者络绎不绝。然而，“重煞”的谣言仿佛成真了一般，和她在一起的男人都没有好下场。
从少老板王贵生被下狱枪毙，金融界洪处长失业破产，到事业巨子徐壮图被工人刺死，没有一个人都逃过“劫数”。尹雪艳似乎总能平淡冷漠处之，但当她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客人们在命运不受人们控制的麻将桌上厮杀时，谁又能肯定她内心没有为自己的命运而感到伤感，感到孤独寂寥呢。
《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蓝田玉从享受荣华富贵，身份尊贵，“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到现在伶仃一人，孤独落魄。二十岁，作为歌女的她，被六十岁的钱将军娶作填房夫人，虽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万千宠爱在一身，但是她承受着周遭人的议论，她的内心充满孤独和寂寞。她爱上了钱将军的参谋郑彦青，并与他有过一次关系，但是她的妹妹十七月月红却把郑彦青抢走了。她被自己的妹妹背叛，被自己爱的人背叛，唯一一次爱恋只剩下无限遗憾。如今钱将军逝去，她孤独一人，再没有将军夫人的光环，只能在窦夫人的筵席中看着窦夫人如今的幸福，怀缅过去，感
伤命运。
生活在社会上层尹雪艳和钱夫人尚且悲凉，生活在下层的风尘女子命运的坎坷便更不必说。最具悲剧性的有被男人欺骗肉体和感情的朱凤，和被黑道人欺负凌虐，最后变成疯子的娟娟。
除了女性以外，小说中还有很多富有悲剧性的男性形象。如《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他沦落台北，与在大陆的未婚妻分隔两岸，饱受相思之苦，一直坚守着这段爱情。原以为有了重逢的希望，他却遭到了表哥的欺骗，十五年辛苦攒的钱被骗走。后来被品行不良的洗衣婆阿春迷惑，爱上了阿春。后来又遭了阿春的背叛，命运的残酷让他达到了疯癫的地步，最后他死在房间里，并且死因不明。
这一个个命运坎坷的人和一个个悲伤的故事，充分地展现了全书的悲剧色彩。小说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形象，带有讽刺性意味地反映着那个时代沦落台北的大陆人的艰苦凄凉。
（二）平淡的悲伤
小说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悲伤给人一种平淡的感觉。从开始到结尾，小说一直以淡淡感伤的基调叙述着故事的发展。小说中人物总是平平淡淡的，少有哭喊和悲愤的样子。
《永远的尹雪艳》中，作者基本上没有描述过尹雪艳内心的想法，没有描述过她悲伤哭泣的样子。王贵生被下狱枪毙，“尹雪艳在百乐门前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洪处长实业破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及两个苏州姨娘”。徐壮图被工人刺死，尹雪艳一身素白打扮到徐壮图的灵堂，朝他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作者的几句简单的描述后，尹雪艳又继续着她的生活。她总是维持着一副大方的，笑吟吟的样子。虽然作者并未描述她的悲伤，但是她的经历以及那几句简单的描述，反而让人感受到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淡淡忧伤。无论如何，为了生存，生活仍需继续。
《游园惊梦》小说的最后，窦夫人问钱夫人觉得台北变了没有，“钱夫人沉吟了半响，侧过头来答道：‘变多了’，“轻轻地加了一句：‘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加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她沉吟的半响，或许是想起了时代变迁以及自己的境遇变迁。然而，她没有悲愤抱怨，所有的痛苦最后只化作这样平平淡淡的几句话。
白先勇曾说：“我写作是为了表达人类内心无言的忧伤”。这种无言的悲伤深深地触动人心，不会读者痛苦流泪，却让读者内心感到一阵阵的压抑苦闷。这种压抑和小说人物达到了共鸣，这种无言的悲伤反映的正是人物内心压抑着的伤心情绪。除了压抑，默默地承受着生活之苦难，没有别的办法。这种无言的忧伤所表现的悲剧比大悲大哭更能表现人物的悲伤，表现人物的悲剧性。
（三）通过对比表现悲剧
人物和故事的悲剧性主要是从故事情节中的各种对比
中体现的。
对比是《台北人》的一个显著特色和手法。小说中最突出的对比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十四个故事中，有些故事是通过主角回忆过去叙述的，过去的回忆穿插在现在的场景之间。
《游园惊梦》是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典型。钱夫人过去是在筵席上地位尊贵，备受尊敬的将军夫人，而现在她孤独一人，乘着计程车来窦公馆参加别人的筵席。境遇的变迁，过去的风采和现在的落魄对比鲜明，更加突出表现了她的悲剧。筵席之间，钱夫人回忆起她过去做将军夫人时的光鲜。占位时，她想起了从前“十有八九的座位都是她占先”，“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不必推让”，而如今“好久没有应酬，倒是不习惯了”。这种不习惯，或许是因为现在的落魄让她潜意识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较低的地位上，再也不复当初将军夫人的气度。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述金兆丽在舞厅里的最后一夜，也有多处回忆起过去。年轻的时候，她的美貌让无数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底下，她还嘲笑别的舞女饿嫁，“捧棺材板”。现在，四十岁的她不复当年的风采，只能忍受拉面皮、扯眉毛的痛苦来保持着她的“年轻美貌”，来抓住她年轻时瞧不上的男人。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反映了金兆丽的美貌经不住岁月的悲哀。
时过境迁必然会带走过去的美好。主人公们沦落台北，漂泊异乡，常常回想起过去在大陆家乡的那些美好日子。不曾有过快乐，就不会有痛苦。正是因为有着过去的美好，才更加突出人物现在的悲惨。
时过境迁让人无限伤感，但是更让人感到心酸的是人物因此而改变或者堕落。《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从前他“有涵养，安安分分”，始终坚守着爱情，后来迷上了品行不良的洗衣婆阿春，再后来变得暴躁粗鲁，疯疯癫癫。《一把青》
中的朱青从当初的纯洁朴素到后来变得矫作世俗、麻木不仁。人一旦信念崩溃，陷入精神困境，便已为自己创造了悲剧。这些人物前后这样的变化让读者为之心痛，感慨万分。
作者通过人物的悲剧性，淡淡的悲伤以及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渲染着全书的悲剧色彩。那些不断抗争又不断受压迫的人物，那些无言之中压抑着的痛苦，那些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挣扎，《台北人》带有真实感地向读者们展现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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