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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中期儒学转向
清代中期汉学的复兴，一举取代了宋明理学的主导地位，以考据为基础的务实学风也取代了空谈义理的“务虚”学风。不过，一些学者并没有生硬地否定义理，而是选择“以礼代理”的方式转化义理之内涵。
乾嘉学派汉学家凌廷堪等人重视并考索作为“六经之支与流裔”、与经部关系非比寻常的子部文献，特别是抓住荀子思想中“礼”之内核加以阐发，用实在的礼乐规范取代空疏的气理心性。荀学历千年之颓势，终在清代得以复兴。
从某种程度上讲，荀学复兴体现了清代儒学的转向，另一方面，荀学复兴也推动乾嘉考据学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众所周知，凌廷堪是清中期著名的《仪礼》研究专家，又对荀子推崇备至，因此无论清中期礼学研究还是荀学研究都无法绕过凌廷堪。
阳明心学是晚明社会一大思想潮流。先生身后，心学分裂为三：浙中派讲求“即知即行”，江西派讲“静坐”，泰州派则最为极端，把阳明心学直接推衍成“人人皆可成圣人”，可谓“王学左派”。
士人受到社会思潮影响，大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甲申国变，以血淋淋的现实给明遗民上了沉重的一课，出身官宦世家的名士们痛定思痛，纷纷放弃了原来放诞侈靡的生活方式，开始关注“学术人心”，将明朝灭亡委罪于空谈，由此兴起了清初的反王学思潮。
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正是这股思潮的产物。他有感于晚明士风衰落，提倡“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一方面强调士人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强调回归原始的儒家经典。黄宗羲也主张博学经史，重视实践，以纠正王学之空疏。
清初掀起的务求实学、排斥空谈的学风深刻影响了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降及乾嘉，便形成了考据学的风尚。
乾嘉时期，反王学思潮的惯性仍在继续，随着国内统一战争的基本结束，政局逐渐安稳，社会财富得到积累，清朝政府主持了《四库全书》的编修工作。
这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几乎汇聚了全国知名学者，戴震、王念孙、姚鼐等有着不同学术宗尚的 360 余名四库馆臣参与其中，为之呕心沥血。
受严酷的文字狱的影响，宋学中那种与汉学不同的阐发义理、谈心论性的做法不利于全身远害。或许也是因此，编书工作以辑佚、校勘等考订工作为主，宋学学者姚鼐等在馆中较受排斥，编者队伍始终以汉学占绝对主流。
由此，出现了乾嘉学术总体上较少阐发空洞的“理”，而是代之以实实在在的“礼”这样一种状况，以考据学为主要内容的汉学经过四库全书的修撰，在清代中期实现了全面复兴，最终取代了宋学的主导地位。
1.古书整理
乾嘉时期以汉学家为主体的学者队伍对空谈义理之风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古书的整理中。
“三礼”之学的复兴在这一问题上很有代表性。礼学在清代中期极受推重，乾隆帝先后开设“三礼馆”，命儒臣编纂《三礼义疏》，并修《大清通礼》50 卷。考察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其中所载宋元明《仪礼》著作总和 10 种，至清却数量激增。
纂修官将礼类书分为六目，其中《周礼》之属 22 部 453卷，《仪礼》之属 22 部 344 卷、《附录》2 部 127 卷，《礼记》之属 20 部 594 卷、《附录》2 部 17 卷，《三礼总义》之属 6 部35 卷，《通礼》之属 4 部 563 卷，《杂礼书》之属 5 部 33 卷，这基本可以反映清代中期礼类书远超前代的巨大存量。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礼学俨然成了当时可与易学并驾齐驱的一门显学。
从治学路径和学术特点上看，由小学入手而推求义理，是乾嘉考据学家普遍遵循的原则。
考究礼学，首先要从“礼”之本义入手。其实“礼”与“理”这两个概念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到了宋代，朱熹以为“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人事之仪则也。”
陈居渊先生认为，在理学家那里，“理”主要是指君主专制制度下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而“礼”则是从属于“理”概念的。
在这个意义上，“礼”是“理”的表现形式之一，“理”才是道德本体，“礼”是“理”的实在化。对于“礼”与“理”的关系问题，乾嘉学者进行了多番辨正。
此时虽未明确点出“以礼代理”，但它却已成为学者们模糊的共识。特别是作为凌廷堪同乡前辈、皖派学术泰斗的戴东原，
对凌廷堪的学术影响可谓巨大。
2.学者观点
与吴派学者不同，戴震主张“由词通道”，有志于求道和经世，而不只醉心于考证古书字义。他率先提出“以情代理”，认为宋儒对“理”的解读掺杂了佛教思想，偏离了本意，因此不足为据。
“理”既然是玉之纹理，那么必定是客观存在的。“天理”就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人的产生也遵循“理”，人各不同是因为所秉之“气”不同。
戴震上承孟子“性善论”，而将“性”之内涵归结于“欲”、“情”和“知”，“知之失去为蔽，蔽则差缪随之”，“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由此产生恶。
为了避免恶，需要“以情代理”，因为“情志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得理者也”，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因此“理者，存乎欲也”。
戴震对“礼”、“情”、“理”三者关系的论述彰显了乾嘉新义理学的新风貌，为凌廷堪“以礼代理”说之形成提供了基础。
凌廷堪的义理思想基本建立在戴震“以情代理”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生来有情有欲，有时会有所偏，于是圣人制礼以节度、约束，以图恢复人之本性。
凌氏没有力主解决人性善恶的问题，但其逻辑与荀子论礼的起源、功能以及人性恶等方面的论调是一致的。不过，与戴
震推崇“性善说”、专门作《孟子字义疏证》不同，凌廷堪的态度基本上是兼采孟荀，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提出要用“礼”来使恶转为善。这便涉及对礼的学习。
凌廷堪否定了朱熹等宋儒“即物而穷其理”的思想，认为必先习仪节，了解了“礼”源于“性”，才能真正践行“礼”，达到修齐治平。
凌氏反对理学之“理”，态度比戴震更加坚决。他认为，儒学的正统绝非“理”，“礼”才是圣学之真，这样的思想在很多地方吸收了荀学的内容，又进行了一定变通，实现了对戴震的超越，由“以情代理”过渡到了“以礼代理”。
“三礼”之学在乾嘉学界引发了巨大关注，惠栋著有《禘说》，沈彤有《仪礼小疏》。不过纵观整个清中期，最重要的一部礼学著述当属凌次仲之《礼经释例》13 卷。
凌氏曾被江藩称赞为“一代礼宗”，其《礼经释例》被梁启超称为“方法最为科学”，“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此书将《仪礼》重新整理，总结出礼经写作规律。
鉴于当时社会的病态风俗和人们价值理想的缺失，他提出复归三代礼学的思想主张，认为“礼之外，别无所谓学”，把“礼”当作救世良方。这一思想使修身养德重新回归到具象化、可践履而有所依凭的范畴内。
凌廷堪如此鲜明的隆礼思想和经世倾向，让人不禁联想到先秦时期的荀子。荀子思想的基本主题是重构礼乐制度，基本构架是隆礼重法。
要使社会有序，首先应当有礼；隆礼之至，则必重法，只
有用法才能产生实效。
以凌廷堪为代表的清中期学人希望突破空虚的心性道德约束，依靠强化“礼”的外在规范作用来实现，这一观点与荀子思想颇有相似之处。而凌氏本人也堪称荀学专家，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与荀学联系在一起。
他不仅研礼，也极力褒扬荀子，为其正名。荀子丰富了儒家的外王之学，发展了礼治的政治学原理，把儒家礼学从理想层面落实到了现实层面。
凌廷堪将荀子与礼学联系起来，认为“复性”离不开“礼”，就像铸金离不开范具，削木离不开绳墨。因此礼是复性的唯一途径。
或许正是因为《荀子》“所述者皆礼之逸文，所推者皆礼之精意”，凌廷堪才如此推崇荀学，他对荀学大加赞扬，是为了深入挖掘其礼学内核，从而变革学风；而那些尊孟抑荀之人，则被凌氏视为“自放于礼法之外”。
凌廷堪对荀子的推崇，代表了乾嘉时期一批学者的看法，钱大昕、谢墉等学者都曾为《荀子》正名，对荀子素来被诟病的性恶论、非十二子等问题作辩解。
据统计，关于《荀子》的研究书目，在清代以前共有 41部，而清代竟达 50 多部，数量高于清以前历代之总和。不仅如此，成书于清中期的《四库总目》将《荀子》列于“子部儒家类”第二，仅次于《孔子家语》，总体肯定了《荀子》这部儒家经典。
宋明理学家往往对荀子非十二子的行为表示不满，《四库总
目》却表现出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既不为荀子开脱，也不回避这一问题，认为荀子非十二子只是学术之争，就同宋代的朱、陆之争一样，不值得惊讶。
这些都表明，与明代相比，清代儒学明显提升了荀子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荀学复兴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荀子有传经之功。第二，荀学无论在内在理路还是学术气质上都能够符合清中期学者的需求。
四、结语
礼学复兴与荀学复兴，是清代儒学史上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是密切相关的。自清初以来，荀学便逐步呈现从抑到扬的转变，这与礼学领域里“以礼代理”的兴起与高潮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这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巧合，深入研究两者及其关系，对我们理解清代儒学有很大的帮助。
一方面，清人为追求“经世致用”之需要，而去研礼、崇礼，从而去关注“外王”倾向特别明显的荀学。
某种程度上讲，礼学的发展带动了荀学的复兴。正如学者毛国民所说，清儒重视礼学，是为了建构合理的礼序社会，而建构礼序社会必须“缘人情”、“顺人性”，只有安顿好人性中的人欲人情，方可达到社会和谐、人心安定，而这些都可以沿着荀学的理路，在荀学那里轻松找到。
另一方面，《荀子》本身也是三《礼》内容的来源之一，《荀子·劝学》将“礼”抬到了至高地位，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是之谓道德之极”也；《荀子·修身》也强调礼于身、家、国、天下的绝对地位。
荀学研究给了清人礼学研究一个很好的着力点，荀学的复活又能反过来促进礼学的研究。
凌廷堪曾评价《荀子》“所述者皆礼之逸文，所推者皆礼之精意”，可见他深知礼学是荀学主干，研究荀学最容易切中礼学之要害。
其他许多清人在校释经典、重经学和考据的同时，也会校勘《荀子》、探究荀学，他们发现“三礼”的很多篇章和内容与《荀子》一脉相承，甚至是直接来源于《荀子》，且篇幅多、规模大。
乾嘉时期“三礼”之学的兴盛对荀学复兴的影响绝非单向的，荀学复兴与礼学复兴，两者是一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双向互动关系。清中期荀学复兴体现了儒学在清代的转向，而其本身也对清代学术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