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e-Qin Days Ceremony System on Music Education
Yang Ting
（Yulin University，Yulin 719000，China）
摘要： 先秦礼乐制度对先秦的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对音乐教育的转型影响尤为明显。在此影响下，音乐教育在教学内容、教授方式、教育思想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体现了新旧交替、保守与进步纠缠的转型特点。
Abstract: The pre-Qin days Ceremony System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pre-Qin music culture, of which the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sic education is especially evident. Under the influence, great changes have occurred on music education, on particular in th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methodology, and educational thought all of which reflect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feature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he conservative to the progressive.
关键词： 先秦时期 礼乐制度 音乐教育 音乐文化
Key words: Pre-Qin Dynasty；Ceremony System；music education；music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２6-0242-02
0引言
礼乐制度最早形成于周代。所谓礼，指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互为表里的礼制。所谓乐，即与礼相配合的音乐歌舞和乐队编制等。礼乐制度即先秦统治者为各个等级的贵族规定的，一种严格的应用音乐的制度。先秦统治者将礼与乐紧密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乐须得礼仪为之节制，礼也须得乐以为之调和。礼为主，乐为辅，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到春秋后期，社会制度的大变动与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使得礼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享受音乐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汉书·礼乐志》曰：“周室大坏，诸侯恣行，……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庭。制度遂坏……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自此礼乐丧矣。”①
先秦礼乐制度的兴衰对先秦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对音乐教育转型的影响尤为明显。受其影响，音乐教育的内容由重“德”转向重“情”；音乐教育模式由雅乐模式向俗乐模式过渡；音乐教育方式由官府垄断教育转为开放教育、私学兴起；音乐教育思想则从严格遵守礼制逐步变为思想解放。
1音乐教育内容的转型——从重“德”到重“情”
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进行严格的等级化，音乐教育也受到礼乐制度的制约而被划分等级。西周初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练兵习武。到西周中后期，政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学校教育的重心开始转向礼乐的学习，对音乐教育也日益重视起来。《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德之为本，以六律之为音。”②其大意指大司乐的职责是掌管成均的制度，……聘请有道、有德的人来进行教育……用乐德教国子：忠、和、敬、庸、孝、友；用乐语教国子：兴、导、讽、诵、言、语；用乐舞教国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要以六德为乐舞根本，以六律（六吕）定乐舞的音调。
由于音乐对人的感情十分突出，故在音乐教育中“情”的传授重于“德”和“技”的传授。《乐府题解·水仙操》载：“成连善鼓琴，伯牙从之学，三年而成，然犹未能精妙也。成连曰：‘吾师方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偕至蓬莱山，曰：‘吾将迎吾师。’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闻海水汨没崩嘶，山林窅寂，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刺船还。伯牙遂为天下妙手。此曲即名《水仙操》。”其大意指伯牙学琴于成连的故事，提出了审美“移情”说，强调音乐审美中主体精神情感的投入对于获得音乐美的享受的重要作用。伯牙不仅练就了精湛的琴艺，而且达到了在音乐审美上的“移情”能力的培养，故有了“知音”的故事。可见，和早期的音乐教育相比，先秦末期的音乐教育在内容上更重视对“情”的开发，通过音乐表达人的感情，影响人的行为，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2音乐教育方式的转型——从官府垄断教育到开放教育，私学兴起
周代教育以官学为主，“学在官府”与政治上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有关，这个时期礼制法规也是由当权者掌握，在礼乐教育中重要的音乐教育也由官府垄断，主要反映在教育内容、成员构成方面。首先，在教育内容上，周代的奴隶主阶级以维护贵族专政的政治需要来确定音乐教育的内容，故雅乐成为当时教授的主要内容。周朝王家的音乐机构，归“大司乐”领导。郑注：“大司乐，乐官之长。”②本义是官职名（即最高乐官），引申为官府名（即中央最高音乐机构）。周代“大司乐”最重视“雅乐”的传授，雅乐是周代典礼制度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中具有史诗性的代表性乐舞“六乐”是周雅乐实施的重要内容，也是贵族子弟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巩固周王室宗法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学习的内容由官府来指定。
其次，周礼乐的实施要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大司乐”领导的音乐教育机构，包含了音乐行政、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三方面，在成员构成上，音乐行政和音乐教育方面的各级负责人，都由贵族担任；而音乐表演则以农奴为主。可见，周代的音乐活动完全被统治者所掌控。西周的国学由大司乐主持，主要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是国家高级的礼乐官，也监管国家教育事务，西周的各级乡学归大司徒主管。不论是国学还是乡学，都属“周官”之学，由职官兼任，官师合一。周代的学校教育具有高度垄断的特征，音乐教育的大权完全为奴隶制王朝所独揽。
春秋以来，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整个上层建筑急剧变革，西周礼乐制度衰落，“学在官府”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士”阶层的出现和“文化下移”是私学兴起的直接原因。私学的出现与“士”阶层有密切的联系。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需要“士”来为自己服务，传统的六艺教育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适应社会所需的，就是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私学的产生，突破了等级制的局限，开创了一个教育新局面。
私学教育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的现象，教育过程不再受政治的制约和干预。掌管礼乐的官吏将携带出来的典章重新加以整理和改造，成为历史上第一批专门靠出卖知识为生的士，他们也不再受宫廷的束缚，从而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樊篱，使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官学中的乐师，其地位随着礼乐制的衰落而发生着变化，并逐步朝着单一的技术型方向发展。私学的教育体制是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也是先秦时期音乐教育方式转型的关键因素。
3音乐教育思想的转型——从遵守礼制到思想解放
由于“学在官府”与政治上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有关，贵族建立了国家机构，设官分职，为了管理的需要，制定法纪规章，有文字记录，汇集成专书，由当官者来掌握，这种现象称之为“学术官守”。章学诚对此有精要的论述：“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无从纪焉。而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③由于只有官府有学，民间“私门无著述文字”，所以“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从而形成了“学术官守”的局面。
除了“学术官守”外，周统治者也利用音乐来驯化民心。《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载：“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④《春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载：“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④由于地官掌管邦国之教化的职责及任务之一，“教之中”、“教之和”，就是要驯化民之性情而使之和顺。而要达到这个教化的目的，就必须以“五礼”、“六乐”去实施其教化，以乐辅礼，以乐施教。雅乐不仅是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教化民心的手段。
随着各诸侯国封建改革的进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信仰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文化下移，旧有礼制衰落，私学思想自由，各家私学不必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各派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教育思想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有教无类”使接受教育的人不再局限于王公贵族及其子弟，而农工商贾以及贫贱之辈亦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称孔子“盖弟子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其中，有不少家道贫穷且出身卑贱者，如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冉雍等即是。这种文化教育的普及，必然带来学术思想的活跃。于是出现了一个孔墨弟子遍及天下，诸子百家争鸣游说的局面，史家称之为“百家争鸣”。在教育上出现了儒、墨、道、法、农、阴阳等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局面，各派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促使私学进一步发展，繁荣了社会思想学术和文化教育。
在这种争鸣中，音乐教育受到考验，这些截然不同意见的争辩。由于思想的解放，音乐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性，逐渐被视为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一种艺术。音乐的繁荣，音乐活动成为当时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音乐教育随之蓬勃发展。音乐家和音乐教师也不是唯有宫廷独有，民间的作曲、演唱和演奏技术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结语
先秦时期的音乐从“武王……命周公作《大武》”到春秋时期的《诗经》，从周公“制礼作乐”到“郑卫之音”，从天子享用的“乐县”到民间的“击筑”，音乐文化受到政治的影响，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在战国时期，由民间所创作的俗乐新声则成为了音乐的主潮。不但下层由“下里巴人”类所主宰，一人唱，万人和，在各国宫廷里，俗乐也挤掉了雅乐的地盘，为王侯们所钟爱。奴隶制度日趋衰落，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僭越之风盛行，礼制遭到破坏。由于“礼崩乐坏”，欣赏雅乐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同时，雅乐越来越空洞的内容，使其成为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僵化音乐，而民间的“郑卫之音”蓬勃兴起，并且逐渐形成一股“新乐”的洪流，冲击荡涤着雅乐。这一切表明，雅乐模式的音乐教育已不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孔子曾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他所深恶痛绝的“郑声”成为了“新乐”的代表。然而，孔子并不仅仅是对“新乐”的深恶痛绝，也是由于礼乐制度的衰微导致“雅乐”与“俗乐”发展状况的失调。
由于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礼乐教育成为了西周六艺教育的中心，音乐教育也因此备受统治者的重视，也因此丧失了“乐”的独立性，音乐教育也沦为为贵族服务的工具。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衰落，是与西周礼乐教育制度在先秦时期的衰落同步的，随着官学的衰废和私学的兴起，音乐教育的内容、模式、方式、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它不再受政治的制约和干预。从官学到私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礼乐制度对音乐教育转型的影响，使得先秦的音乐教育经历了从伦理大于审美的倾向转为审美大于伦理的倾向，从“乐政合一”、“政教合一”到“乐政分离”、“政教分离”的转变，从“德行”的培养到“技艺”的训练，完成了它的转型，也为秦汉及其以后的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乐”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突破了礼制的束缚。雅乐的衰退和新声的崛起是西周以来礼乐制度走向崩溃的标志，是一种文化走向另一种文化转型的标志，也是音乐教育模式从雅乐模式向俗乐模式过渡的必要过程。
注释：
①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第403页.
②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第113页.
③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31页.
④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第11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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