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伟大的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思想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得到体现：他倡导研究历史一定要有一种通感；评论文章要做到“临文必敬，论古必恕”；在刘知几史学创作“三才”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史德”的概念；他提倡要克服古文十弊，教会史学工作者如何进行史学研究和史学创作。
关键词：文史通义；章学诚；史学创作；史德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67-02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心血的结晶，它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最高阶段。[1] （P.304）
一、研究历史一定要有通感
先谈谈《书教下》《释通》《申郑》《横通》诸篇，主题都和一个“通”字有关。在《书教下》篇中，章学诚系统地论述了古代史书的体例变化。我们从中领会到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史书，关键在其义，形式一定要服从于内容”。也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在写史书的时候不要为体例成规所束缚，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写史书要因事命题，因事布局。作者赞扬了《尚书》《春秋》《史记》《汉书》《通鉴纪事本末》等史书，因为他们都是史学体例的开山之作，后世无法超越，只有模仿。这几位史学家都有一定的思想，他们能够大胆创新，不为常规所束缚。作者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加以肯定的观点尤为值得注意。在作者看来，袁枢此书只是化腐朽为神奇，体圆而用神，深明《尚书》之义，与那些被成规所缚之书相比，实为史学精神之复活。袁枢的精神境界要比一般的史学家要高出许多。在整篇中，作者在向我们传达一种主题思想，那就是史学家在写史书的时候，一定要融会贯通，达到随心所欲之境界，不为俗规所限，要领会史之精义。就像孔子写《春秋》一样，义是自己的，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史学的经典之作。
在《释通》与《申郑》篇中，章学诚对通史性的史学著作进行了肯定，一个史学家一定要对历史有一种通感。一个史学家在精的基础上一定要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在《释通》篇中，章学诚对通史的优缺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无标目”。[2]章学诚认为写通史可以成一家之言，避免重复，体例统一，避免矛盾，另外还可以把邻国的事情进行详细的记载，评判是非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而缺点主要是越写越长。总体来看章学诚对通史是持肯定态度的，八优三劣，由此可见作者褒贬之态，不说自现。在《申郑》篇中，章学诚针对一些学者鄙视郑樵的做法予以批判。在章学诚看来，郑樵以一介布衣之身，修成史学鸿篇巨著已属不易。更重要的是郑樵意在振史之纲鸿，培养史之通感，其修史之精神与动机尤为值得称赞。虽然《通志》在个别的地方存在一些小的错误，在考据学方面做得不是十分完善。但是其立意甚高，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仅凭二十略足以不朽。所以我们对郑樵要加以肯定，在作史方面，一定要大气，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必为细枝末节所束缚。
在《横通》篇中，章学诚对横通这类人加以批判，这里的横通与史学通才有很大的区别。用通俗的话讲，横通是那些一瓶不满半瓶晃荡之人。他们腹内空空却又到处显摆，本身是“琴工碑匠”却不甘寂寞，到处沽名钓誉、胡乱吹嘘，以至于贻笑于大方之家。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横通本身无可厚非，他们只要安于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甘于当好自己的角色。如果自己是横通之才就不要勉为其难，做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他们应该好好地搞一点文化普及类的工作还是可以的，千万不可去充什么专家做一些沽名钓誉之事。总之横通并不是毫无用处，关键在于有自知之明。
二、史学写作要秉承敬畏、客观之心
在《文德》中，章学诚提出“临文必敬，论古必恕” [2]的观点，这是针对评论古人文章和写作文章来说的。“临文必敬”告诉我们在写作文章时，一定要平心静气，不要使自己的感情过于放肆，不能太主观和随意化。“论古必恕”告诫我们在阅读古人的文章时，一定要知人论世评文章。对待古人的著作，我们首先应有一种敬畏之情，不要妄加揣度。我们要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只有深刻理解当时的形势，我们才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古人的思想。在《史德》篇中，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学三才的基础上，在史书写作方面对史学家提出了“史德”的要求。章学诚认为才、学、识三方面固然重要：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然而除此之外，史德也很重要，因为它贯穿于史书写作的全部过程之中。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作者认为如果史学家心术不正，对待史实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只是为某种目的而著述，那么他写出的东西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史学价值。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所以作为一个史学者首先要有一种正义感存在于心中，要客观地如实直书，尽量向“董狐之笔”靠拢。然而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要求，那就是本身心术好，可好人却办了坏事。所谓“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针对这种情况，章学诚要求史家从理性、从更为宏观的面上认识历史 ，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在评价历史中要排除主观因素。[3] （P.720）
史学家要提高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以便于究天人之际。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定要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文中所说的“盖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2] “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天”有三种含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 [4]章学诚是对其中第三种含义的发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章学诚维护封建正统的一面。
在《古文十弊》篇中，章学诚总结了古人写文章的十大弊端：“一曰‘剜肉为疮’，二曰‘八面求圆’，三曰‘削趾适屦’，四曰‘私署头衔’，五曰‘不达时势’，六曰‘同里铭旌’，七曰‘画蛇添足’，八曰‘优伶演剧’，九曰‘井底天文’，十曰‘误学邯郸’。” [2]这十大缺点有的体现出作文者的浅陋无知，不知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胡乱地狂发议论。如井底天文、不达时势。有的刻化出作文者虚荣的沽名钓誉之心，如同里铭旌、私署头衔等，企图借助别人的名声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有的表现出作文者的一味模仿，没有自己丝毫的思想与主见，如削趾适屦、误学邯郸。这种种缺点不仅存在于古代的文人中，在当今，无论是文学领域还是史学领域，所谓的学者作文，无不存在这种种缺点，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这对于我们在学术论文或论著方面的写作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摒弃门派之见，踏实做学问
《浙东学术》一篇主要讲述浙东学派的历史渊源问题，章学诚指出：“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2]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搞学术不可有狭隘的门户之见，做学术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开诚布公，不拉小山头。只有这样，才能将学术推入更深、更广的领域。作为学者，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门派之争。
最后谈一谈《假年》篇，其影响涉及到许多方面，此篇讲述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对于章学诚在此篇中许多精辟的见解，篇中有一句十分经典话：“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气之用，固可意记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便更千百年，亦犹是也。” [2]在这里，章学诚指出：人的天性也是治学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人的天赋不同， 各有所能， 也有所不能，“圣人，人道之极也”，凡人“不能至于圣也，质之所限也。”质性决定着成就大小，而且质性是不可改变的。[5]一个人一生取得成就的大小，与其资质有很大关系，至少在学术上是这样的。这种观点虽然听起来让一些乐观主义者无法接受，但确是事实。所谓资质，有两种：一种是天赋极高，另一种是勤能补拙。所谓天赋极高者如陈寅恪等，其出身于书香门第过目不忘，精通数国语言、中西贯通之天赋可谓不世之才。所谓勤能补拙如台湾严耕望，其数十年如一日，辛苦钻研，终于在唐代交通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况且严老先生本身的资质也不错。所以，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对自身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果自己资质一般，本身不是出于史学世家，要想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下苦功夫，在四十五十岁之前把史学功底打好。只有这样才能在四五十以后屡出成果。史学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科学，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千万不能胡言乱语。在史学方面知道的越多反而不敢说，夸夸其谈的往往是一知半解之人。对于资质平平之人，首先要客观地认识自己，然后踏踏实实学习。
总而言之，《书教下》《释通》《申郑》《横通》诸篇启示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有一种通感，要大气！《文德》《史德》《古文十弊》诸篇教会我们如何进行史学写作。《浙东学术》教导我们在学术界中如何做人。《假年》为我们的学术前进方向指明了道路。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伟大的史学理论家，被埋藏寂寞多年之后，他的价值终于得到世人的承认。他的几篇精华之作，可谓微言大义，令人受益匪浅。他以高尚的人格和自己的亲身实践向我们昭示：一个人如果立志于做学术，特别是史学这种不带功利性的学科。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一定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你真的有思想，有价值，你的成就最终会得到世人的认可，不管是生前或是死后。你的人格会受到世人的敬畏！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吴怀棋.中国史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4]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 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85，（1）.
[5]黄静.章学诚论学[J].北京：史学史研究，1998，（3）.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