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柯林武德是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追问“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过程中，按照“20世纪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清理20世纪史学”的学术理念，柯林武德系统批判与借鉴西方哲学传统中有利于其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要素。就理论渊源来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影响了柯林武德核心史学理论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的孕育。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约翰·罗斯金，通过学术训练将黑格尔理念传递给柯林武德，以自身的学术感召力培养了柯林武德对历史思维模式的热衷。与学界惯常的“师徒相承”判断不同，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更多地是间接地即通过金蒂利与鲁吉奥影响柯林武德“历史化”思维方式的形成。
[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渊源；黑格尔；约翰·罗斯金；克罗齐
一、黑格尔与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关注历史学研究发展，通过追问“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评价与总结史学史中存在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但他并不仅仅通过评述历史学研究证明历史思维方式即“历史地思考”的必要性。他也通过评判西方哲学发展史证明这一论题。在他看来，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的非历史思考方式使哲学研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威胁。而“历史地思考”，是维护哲学研究合法性的重要保障。由此看来，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着力阐明的历史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历史学，也适用于哲学。与科学思维方式相对，“历史地思考”是人类认识与反思自身文明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当时人文科学研究普遍存在的越俎代庖现象，即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取代“历史地思考”是柯林武德批判的。
称柯林武德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常”，正是因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系统批判。在此，我们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评述当时西方哲学传统中与柯林武德相关的学者与观点，并不想对其做整体介绍。同与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关系一样，这些学者既是柯林武德批判的对象，也是他构建自身理论的学术源泉。从地域上说，西方哲学传统分为欧陆哲学与英国哲学两部分。与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相关的欧陆哲学代表人物有：德国的黑格尔、意大利的维柯、克罗齐、乔凡尼·金蒂利[1]、吉多·德·鲁吉奥[2]。英国的约翰·罗斯金、史密斯[3]与布莱德雷。这些人物及其观点是以何种方式与柯林武德邂逅的呢？我们可以从学术界对柯林武德的理论定位开始阐明这个问题。
国内学界曾经存在的一种比较广泛的观点是，将柯林武德看作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这典型地体现在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四章“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理论（下）——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中。黑格尔确实是欧陆哲学中对柯林武德理论影响较大的。但是，随着西方历史哲学由思辨的向分析的或批判的转型观点在学界流行，以及注重研究柯林武德在诠释学、美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学术趋向必然弱化学界在历史哲学方面研究柯林武德与黑格尔的关系。黑格尔对柯林武德的影响体现在，其划分的三种历史类型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影响了柯林武德的历史思维模式。比较《历史哲学》与《历史的观念》，可以看出柯林武德划定的剪刀加浆糊历史学、鸽子笼式史学、批判的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溯源于黑格尔。“历史学家必须适当考虑他们研究过去的方式，坚持寻求更有效的类别。这种历史有三个阶段，原始的、批判的和哲学的，可能被看做一种形式的等级制。这个等级中的每个形式体现历史的观念，但更高级的形式更全面地体现历史观念。每种形式是特定时段历史观念的体现。每种都被认为最好地表现了历史观念，直到它无效了。当那种无效呈现出来后，历史学家就被迫采用一种新的历史观念。”[4]（P147）“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极有用地表述了柯林武德后来吸收的观点。”[5]（P72）在阅读《历史的观念》、《史学原理》过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柯林武德代表性的史学观念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与历史思想的重演均受黑格尔启发。
这种学术承继关系体现在柯林武德对黑格尔“对的”与“错的”评价中。“黑格尔说自然没有历史，因为他完全理解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历史研究首先是历史方法论研究。他认为自己时代的历史方法非常糟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并未帮助历史学家完成其职责：它们未能看透记录下来的活动以发现潜存其中的思想。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尽管他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历史方法克服了这个困难。”[6]（P60）柯林武德认为黑格尔的历史方法是“逻辑强制的”，将历史学置于逻辑学的约束之下，并非真正历史的方法。
柯林武德与黑格尔学术立场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二人进行学术思考的环境迥然相异。“柯林武德与黑格尔共有三个本质上相似的主张：两人都异常崇拜古希腊人，都独特地拥有其所处时代学术争论的广博学识，都一贯确信人类经验构成一个单独的整体。如果学者们发现柯林武德的整体性观点不如黑格尔的那么令人满意，那么责任主要在于柯林武德进行研究的氛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牛津是怀疑主义的、专门化的，并非1816年至1831年间充满热情的海德堡与柏林。就柯林武德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达不到黑格尔的高度，而在于在完全相反的工作境况下他的学术观点与黑格尔如此相似。对那些不熟悉黑格尔的人来说，柯林武德的早期著作特别是《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是对这位伟大德国学者的有用导读。”[7]（vii）
二、约翰·罗斯金与柯林武德
柯林武德构建自身史学理论体系，有对既往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是批判与超越。“哲学家能够制造外在于历史事件的永恒真理。我们看到了内在于黑格尔世界观中的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使黑格尔被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理解。一些人不考虑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用历史资料适应他的哲学观念。另一些人称赞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将历史的维度引入哲学。然而，两个方面的读者都赞同，黑格尔对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包括历史哲学的影响，使得理解黑格尔说了什么很重要。”[8]（P146）黑格尔对柯林武德的影响，并非通过著作，而是通过柯林武德父亲（威廉·格肖姆·柯林武德）终生忠实追随的哲学家约翰·罗斯金。柯林武德及其姐妹在少年时接受的家庭教育与学术训练内容，都由罗斯金安排。罗斯金经由这种方式将黑格尔及其个人的学术理念传递给柯林武德。
比较两者学术观点的相似性无疑是证明柯林武德与罗斯金之间学术承继关系的理想方法。“更为有趣的是，将柯林武德的演讲《人性与人类历史》与罗斯金的著作比较时，会发现典型的罗斯金式洞察力。柯林武德也认为，无论历史人物何时活动，理解其心中所想是基本的。对他来说，目的比‘偶然事件’（罗斯金）或实际发生事情的‘外部’（柯林武德）更为持久。至于说明柯林武德强调辨明历史当事人思想，他对凯撒穿过卢比康河的阐述，同样可以用来证明罗斯金强调的研究过去活动的目的。”[9]（P26）在柯林武德看来，罗斯金虽然主张通过想象重构过去，但是这并非同情式理解即历史地理解。二者差异在于，柯林武德将历史学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中理解，并在当下语境中评价。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是历史地理解的关键。
无论如何，罗斯金是柯林武德个人成长与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者。柯林武德的广博学识与在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主要受罗斯金对生活多侧面研究的激励与启发。罗斯金行事风格特立独行，在艺术评论、宗教、科学与史学领域著述甚丰，为了能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他甚至放弃稳定工作机会。他不仅活到八十一岁，而且写了几千封信件，坚持写日记并在七十岁时写下个人自传。他强调只有亲自进行艺术实践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艺术。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柯林武德在音乐、绘画等领域造诣颇深，也为其后来《艺术原理》写作打下实践基础。两人的丰富著述表明他们都相信书面文字的力量并坚持心灵独立性的理想。与罗斯金不同的是，柯林武德并未放弃而是主动谋求在牛津大学的工作机会。但他始终坚持思想上的独立性，以致显得与当时学术氛围格格不入。有研究者将他称为其所处时代的“学术孤儿”看来不无道理。
柯林武德为了论证历史知识合法性，一贯坚持历史与自然的区别。虽不能说这种立场完全导源于黑格尔，但与黑格尔紧密相联。“黑格尔主张，在自然领域存在不断的重复，原因与结果彼此相对并外在地联系着。自然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过程，其中发生的现象由外在的必然性促成。在精神领域或心灵领域，所发生的现象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区别于自然中的外在必然性，并且具有创造与发展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倾向。心灵并不是单纯的重复，它能够创造真正的新事物。这是因为我们具有一种实现完美的强烈愿望。在自然中，由于存在不断的重复，事件是可预见的。在精神领域，过去的逻辑并不能使我们预见未来。”[10]（P120）柯林武德继承了这一立场，进一步认为，历史知识是对心灵活动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产生的历史理解模式是一种自律的思想形式。他否定黑格尔将心灵观念作为历史实质的观念，突出认识心灵活动的历史知识，以此论证历史学的合法性。
柯林武德区分、探讨历史学的先验概念（作为一种活动形式）与经验概念（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之后，指出历史哲学研究的指向是历史学的先验概念。历史学的这种先验概念是无需定义、一看便知的。他的这种观点彰显他与黑格尔的相似之处。黑格尔声明其历史哲学是在普遍性、必然性层面对世界历史的哲学思考。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是在普遍性、必然性层面对历史学概念的哲学思考。这是在研究柯林武德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克罗齐与柯林武德
为了更清楚说明柯林武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在此不得不提及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国内学界曾将柯林武德作为克罗齐后学，并分析比较二者观点相似性以证明这种师承关系。柯林武德《自传》对此却惜墨如金，并未表露意大利的影响，因此遭到指责。这种状况与学界直接将柯林武德与克罗齐思想挂钩，却未关注这种学术影响发生的方式有关。柯林武德导师卡里特在“哲学家茶座”上结识史密斯，史密斯向柯林武德介绍克罗齐的著作，并在1923年向克罗齐推荐柯林武德。史密斯本人也是克罗齐学说的信奉者。柯林武德在此过程中陆续翻译了克罗齐的《维柯的哲学》、《自传》和《美学》。克罗齐影响柯林武德另外一种、也是更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其两个学生乔瓦尼·金蒂利和吉多·德·鲁吉奥。在与史密斯及克罗齐两个学生的学术往来中，柯林武德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中历史化的特点很感兴趣。经过柯林武德自己的探索，“历史化”也成为其学说特点。
柯林武德面对的两种英国哲学传统是实在论与格林学派的唯心主义。继承格林学派精神衣钵的柯林武德，认为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在当时学术界属于“小众”，甚至也像实在论一样出现衰落迹象，面临崛起的重任。在寻求解救方法过程中，他遇到欧陆哲学中的克罗齐及其两个学生的学说。在与霍华德·汉内共同英译鲁吉奥《现代哲学》的“译者前言”中，柯林武德写道“这部著作的首要特点也是意大利唯心主义的基础是，最为彻底的历史训练。唯心主义对这些意大利学者来说，正如对黑格尔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哲学。”[11]（P6）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历史化”是由克罗齐开启的意大利哲学的新发展，也是他找到的摆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危机的“夷之长技”。
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发展最清晰地体现在自由的发展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阐述的自由发展过程，典型体现了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逻辑。克罗齐认为，黑格尔的重要贡献就是这种关于对立面关系的辩证法观念。“哲学概念不是从一个种及其从属方面界定。哲学概念内部包含彼此相异的形式，它们与其他形式及整体联合。”[12]（P82）但克罗齐并不赞同黑格尔下述观念。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概念是正—反—和。这就要求彼此相异的对立面在一个新的概念中统一。正如彼此不同的原始的、批判的历史学在更高级的哲学的历史学中得到统一一样。而克罗齐认为，和即正反，即原始的、批判的历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学内部彼此有差异的构成要素，两者的统一不需要一个更高级的第三者，这种统一是一种内在的统一。跟随克罗齐，柯林武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早期柯林武德將哲学，后期柯林武德将历史学分别作为其在《精神镜像》中阐述的五种经验形式最终统一的归宿。
按照大卫·布歇的观点，柯林武德对意大利克罗齐的学术影响“讳莫如深”是因为这种影响太过明显而无需言说。但柯林武德却坦承另外一位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他的影响。“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学理论是第一个确切地阐明强调过去与现在差异，强调历史学家同情地理解过去的必要性，并拒绝笛卡尔要求的缜密证明。”[13]（P76）否定了笛卡尔的历史知识怀疑论，维柯的历史知识论立场也为柯林武德继承下来。“柯林武德辨别历史学与哲学关系的信念，是维柯175年前在新科学这一标题下创始的方法。……失去的科学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反思的。”[14]（P95）从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上证明历史知识的合法性与独特性，是柯林武德孜孜以求的。
柯林武德对克罗齐的影响表面上闪烁其词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他的学术经历中，并未与克罗齐本人而是与克罗齐的两个学生金蒂利和鲁吉奥建立了比较紧密的学术联系。这在其学术著作和书信中都有体现。超越心物二分法，强调哲学的历史特点这些学术主张主要是柯林武德从金蒂利和鲁吉奥那里习得的，也对他个人学术创造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在史学理论方面，笔者认为将柯林武德与克罗齐的学缘关系界定为因学术观点相似而产生的惺惺相惜的“朋友”关系，比“师徒”关系更为恰当。“重要差别在于，坚持克罗齐影响了柯林武德不如比较二者著作意义深刻。尽管柯林武德可能从克罗齐、维柯和金蒂利那里借用了大量术语。但他的灵感来自他处。已有足够证据表明，约翰·罗斯金是柯林武德目标与灵感的主要来源。柯林武德用意大利学者的哲学术语准确表述了罗斯金灌输给他以范例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柯林武德对克罗齐表达了极大同情，然而让人感觉他并非这位意大利人学徒的原因。”[15]（P68）二者不同的研究领域可以证明这一点。克罗齐研究领域主要是美学、文学评论和现代欧洲政治史。而柯林武德主要致力于考古学、罗马不列颠古代史、哲学和艺术研究。即使如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影响与被影响关系。
克罗齐影响了早期柯林武德思想。“柯林武德尤其赞同克罗齐的一点是，通过将历史学与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比较，才能最充分地描述历史学。这就是柯林武德在《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中试图论证的。那本著作在一些方面延续了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柯林武德做了很多修改，将宗教提升为一种经验模式，将经济学与道德降级。然而，如果我们在二十世纪哲学年鉴上查找在柯林武德之前描述经验模式的哲学家，克罗齐赫然耸现。可以确定的是，金蒂利在克罗齐论题上做了一些修改，并为柯林武德吸取。黑格尔是这项研究的学术来源。但正是克罗齐在二十世纪重新使用这种方法，那也是他对早期柯林武德最重要的贡献。”[16]（P76）
史密斯以发表论文的方式将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历史哲学介绍给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大学温弗莱特形而上学哲学教授就职演讲《美学与实践》内容就是意大利思想。柯林武德也是受众之一，他所热衷的历史化方法即由此获得灵感。“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特点是历史的。……史密斯直接被意大利唯心主义的这个方面吸引，而且查明维柯在其表达方面的影响。史密斯强调，这些意大利学者突出历史学在塑造哲学上的作用并将哲学作用规定为‘理解历史，首先是哲学自身的历史’。……丝毫不出人意料的是，柯林武德发现这些意大利人与他是意气相投的，与他个人的哲学倾向是协调一致的。如果柯林武德的《自传》可以信赖的话，他在牛津学习哲学史上重要人物时期，独立地了解了意大利哲学。这段时期就是史密斯提高他意大利语水平，以使他更彻底更准确地理解意大利思想家的时期。”[17]（P14）史密斯对意大利学者的热切关注对柯林武德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柯林武德对史密斯的学术影响并未表现出写作《自传》时号称坚持的秉笔直书原则。
柯林武德对史密斯影响的评价不客观，认为他是个失败者，“未能避免自己所属学派（按：指格林学派或唯心主义）瓦解的命运”，不承认带领自己接触意大利哲学的这位引路人的启蒙教化之功。“他们（指史密斯和乔基姆）不能写作，因为感觉没什么可写”。[18]（P18）虽然柯林武德在《自传》中直接表达了对史密斯的敬重，但这种评价仍带有蔑视和人身攻击的味道，使得本应客观的学术评价变了味儿。柯林武德本人也未逃脱“躺枪”的命运，后来也成为这种评价的对象。亚瑟·马维克在评价柯林武德时更有“谩骂”的味道。后现代主义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对海登·怀特的评价也充满火药味。或许这就是西方学者学术评价中的常态，笔者认为这也是其人情味儿的体现。
对于布莱德雷，柯林武德将其视为超越的对象，根本没有谈及布莱德雷对他的影响。这同样是不公正的。1914年，柯林武德在莫顿结识当时正在撰写研究布莱德雷论文的艾略特。“1932年，柯林武德第一次得到他和艾略特无比敬重的形而上学家布莱德雷的鲜为人知的著作。这就是1874年首次出版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这也成为柯林武德关键艺术术语的来源。”[19]（P215）柯林武德的学术风格明显受布莱德雷影响。
从学术谱系上说，柯林武德的思考方式是承袭黑格尔的，对其历史学思考的最大影响者是维柯，对其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影响者是克罗齐。如果我们在柯林武德著作中按图索骥，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历史思想家之间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是復杂的、非直接的、隐蔽的，这种关系并不是直线的、即时的因果关系。“如果我们用这些原则审视柯林武德对克罗齐、金蒂利和维柯的研究，我们发现柯林武德对不同思想家做了不同解释。但他是在详尽阐述那些使他感兴趣观念的过程中被它们吸引，进而研究它们的。我们已经理解柯林武德对不同文化领域的实践兴趣源于他的少年时代。看来好像柯林武德在意大利唯心主义者中发现了一种从哲学方面讨论他从其父亲那里吸收的多方面兴趣。正是柯林武德兴趣的多样性和对多个学术领域的掌控能力，使他‘能够取经’于克罗齐、金蒂利和维柯。正是柯林武德几乎独一无二的心智上的多才多艺，‘使他处于他们的影响之下。’正是这种多才多艺使柯林武德运用他们的文化哲学结出累累硕果。”[20]（P89）柯林武德对这些学术前辈的文本或理论主张不是单纯阐释性的介绍，而是创造性的运用。
不同于戏剧，真实生活本身是不能排练的。但在人一生的跌宕起伏展露出来后，体现出来的连贯性及时间本身赋予它的线性发展似乎又表明其中存在着刻意的规划。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成长阶段都存在不同促动因素，而个人思想发展也会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因而，用某种单一的“因—果”模式，去解释一个人的人生成长轨迹或思想发展轨迹是不客观的。柯林武德一生的思想发展就展现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体系，是上述任何一个影响来源都不能解释的。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努力与学术原创性，而且对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对实在论的反抗、对历史学发展状况的自觉关注与理论辩护，只有在柯林武德的学术问答体系中才真正成为与历史知识性质相关的问题。结合英国学术境况批判性地引入欧陆哲学传统，针对英国学界问题批判占据哲学主流的实在论并修正英国唯心主义传统，使柯林武德成为一位地道的学术“反叛者”。但这个反叛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也留有既往思想传统的痕迹。
参考文献：
[1]全名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家。学术观点与克罗齐有相合之处，政治观点与克罗齐向左，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
[2]全名Guido de Ruggiero，意大利哲学史家，赞同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唯心主义学说，先后在墨西拿大学和罗马大学任教。
[3]全名John Alexander Smith，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牛津大学道德与形而上学哲学教授。
[4][8]Marnie Hughes-Warrington，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M]，New York： Taylor &Francis Group，Routledge，2008.
[5][10][12][17]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6]R. G. 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M]，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H. Dray and W. J. Van Der Dusse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9][15][16][20]William M. Johnston，The Formative Years of R.G.Collingwood[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7.
[11]Guido De Ruggiero，Modern Philosophy[M]，transl. by A.Howard.Hannay & R.G.Collingwood，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1.
[13][14][19]Fred Inglis，History Man： The Life of R.G.Collingwood[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8]R. G. Collingwood，An Autobiograph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基金項目：本文系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1411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1D052）、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者支持项目（SYQ20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作成（1981-），男，黑龙江肇东人，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