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初只是收藏、校刊书籍、辨明典章的地方。五代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衰废，士子苦无就学之所，于是自动择地读书。一些学者在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下，选择风景优美的山林名胜之地，作为“群居讲学之所”，出现了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书院的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不少有名学者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聚众讲教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随着时代发展，书院始终以传播学术为首要任务，而把中国官方教育的核心科举取士放在了次要位置，这就是书院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清代末年，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1904年前后，书院均改为学堂。至此，经历了近千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文化耀眼夺目的一个部分，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的历史沿革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因其地处嵩山之阳，故而得名，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其初名嵩阳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为佛教活动场所。隋炀帝大业八年(535年)更名为嵩阳观，易为道教活动场所。唐弘道元年(683年)春、冬，高宗李治偕同武则天两访嵩山，以嵩阳观为行宫，日奉天宫。
五代时期(907～959年)，连年兵乱，社会动荡，官学遭到严重破坏，嵩阳观依然保持了唐代的盛况，聚集了一批有远见、有学问的道人。后唐清泰年间(934～936年)，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在嵩阳观聚课生徒，为书院在此创办打下基础。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将位于嵩岳太室山南麓风景秀丽、环境幽清的嵩阳观改称太乙书院，建有藏书楼、斋房，聚集文人，专心读书。学者郑遨、种放等人广收学徒，名生吕蒙正、赵安仁、钱若水。陈尧佐、杨偕、滕子京等皆游学于此。由此揭开了书院教育近千年的发展史。
北宋初年，重视文治，嵩阳书院得到了长足发展。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作为教材，明确了书院的教育内容和范畴。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诸书，并设置学官。景祐二年(1035年)五月十五日，宋仁宗赵祯敕令西京(今洛阳)官员重修太室书院，并赐院额，将太室书院改称嵩阳书院，县令王曾奏准设院长掌管校务，赐田1倾为“学田”以维持常年经费。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人先后到嵩阳书院讲学，程颢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教养、考察等规条。司马光在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其鸿篇巨著《资治通鉴》的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编纂而成。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嵩阳书院声名大振，四方负笈求读者摩肩接踵，常达数百人之多。已知的著名学生有张载、范纯仁、杨时、邵伯温、尹崞、吕大临等人。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金、元至明代中期的嵩阳书院讲学活动处于低潮，空余北宋盛名。金代中前期虽有元好问、高仲振、王汝梅、张潜、杜时升等一批学者讲学于此，力挽北宋遗风，但终因战乱频繁，社会极不稳定而日况愈下。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嵩阳书院改名承天宫，又有了道教传道的影子。
明朝初叶，政府重视官学教育，嵩阳书院的发展十分缓慢。嘉靖五年至十年(1526～1530年)，登封知县侯泰在嵩阳书院旧址重建校合，修建二程祠。明末，嵩阳书院“毁于兵燹，无半椽片甓之存，汉封三柏亦焚其一”。
清初，嵩阳书院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重修嵩阳书院，于故址东南1O步远的地方，筑堂三楹、庖(厨房)、滔(浴室)、大门、台阶和围墙五十丈，并把两株汉柏圈于院内。康熙十六年(1677年)，登封名儒耿介建先贤祠、三贤祠、丽泽堂、观善堂、辅仁居，并在叠石溪旁建川上亭、天光云影亭、观澜亭等，三年而成。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耿介在七星泉上建仁智亭，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柘城窦克勤捐资在叠石溪上建君子亭，作为书院别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王日藻捐俸银建藏书楼、学道林尧英捐俸银建讲堂；康熙二十八年(1698年)，河南巡抚阎兴邦捐俸银建道统祠，登封知县张埔建博约，敬义二书斋，知县王又旦建三益、四勿二书斋。清康熙年间，嵩阳书院累计拥有学田1427亩，以供师生伙食及津贴费用。这一时期的讲学名儒有耿介、李来章、汤斌、窦克勤、冉觐祖、贾之彦、张沐、王泽溢、陈熔等数十人，在供膳不缺，良师循循善诱下，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生员。康熙辛卯年(1711年)，全省在开封拔取举人，按拔取名额，一县不足1人，嵩阳书院就中了5人。得到了上司嘉奖。
乾隆四年(1739年)，登封知县施奕簪断入书院123亩土地，作为每年维修房合的费用。先后对道统祠、先贤祠、藏书楼、讲堂、诸贤祠、大门等依次进行修缮，嵩阳书院面貌焕然一新。又新购置经政府颁发的《五经》《康熙字典》《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等书籍，存放在藏书楼里。至此，嵩阳书院建筑规模一应俱全，其中不仅有祠(祭祀)、有堂(办公)、有居(书房)、有斋(教师)、有房含、有学田，还有厨房、浴室、拴牲口的石柱，四周有围墙，两旁有廊房和考场等。康乾年间的兴盛场面，堪与北宋时期相颉颃。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嵩阳书院遂改为高等小学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投入450余万元，全面维修保护了嵩阳书院及其周边环境。
嵩阳书院的建筑特质
书院作为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成为儒家文化的标志和人文精神的象征。儒家人士把书院看成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创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儒家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书院既不同于作为一种统治象征而盘踞城中的学官，也有别于一般民居建筑。它映衬自然，构成了一个独立整体，成为地方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合理的建置布局
今存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的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25座108间，除道统祠为歇山卷棚
式灰筒板瓦覆顶建筑外，其他古建筑均为硬山卷棚式灰筒板瓦覆顶。建筑形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远观其势，素雅大方；近看其质，简洁明快。既无寺庙雕梁画栋之华，也少民间堆塑造作之俗，给人自然淡雅的感受，显示其朴实自然之美，突出反映了古代文人的建筑文化观。嵩阳书院以讲堂为中心，前祠后楼，体现了讲学、藏书、供祭“三大事业”的主体地位。斋合则对称分列于中轴两侧，或前或后，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整座建筑群，布局严谨，是社会群体意识的表现，反映了“礼乐相成”的儒家思想。其总体建筑格局到每座单体建筑所处的位置，都是遵循纲常礼教的秩序，使人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儒家之道世俗性的一面通过建筑文化的反映。书院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中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嵩阳书院建筑是中国北方书院建筑类型的代表和样板。
其实，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院落，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组合而成的，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致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嵩阳书院别墅建筑群。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与历史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
嵩阳书院文物很多，最著名的是汉封将军柏和大唐碑，人称“稀世宝”，吸引了众多游人。将军柏为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刘彻游嵩山时所封的“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经植物学家考证为原始树木，树龄4500年。大唐碑，全称《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唐天宝三年(744年)刻立，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雄伟，岿然矗立，人称“嵩山碑王”。
2 完善的祭祀空间
嵩阳书院的祭祀活动也是书院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内容和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祭祀。嵩阳书院建有先圣殿、先贤祠、道统祠、诸贤祠等，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外，还重视祭祀周、程、张等理学奠基人和过去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名儒或与建设、发展嵩阳书院有关的人员。按照《嵩阳书院志·祀典》规定，每年在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领全体师生举行祭祀。在先圣殿和先贤祠祭祀时，还要宣读祭告文，表示更崇高的敬意。适当的祭祀和礼仪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先贤的崇敬之情，坚定道德信念。
3 丰富的古藏书楼
藏书是体现书院学术地位高低的重要方式之一。嵩阳书院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即建有藏书楼。北宋神宗年间(1068～1085年)程颢、程颐讲学嵩阳书院，也为藏书楼增添了许多典籍。嵩阳书院现存藏书楼，重建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面阔五间，进深六架椽，硬山卷棚式灰筒板瓦覆顶，两层出前廊，棂门槛窗。该建筑是嵩阳书院唯一的一座两层楼房，建筑面积272平方米。楼内陈列清代存书《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四书五经》《四书近指》《周易》《二程粹言》《中州道学编》《说文解字》等8部57册。
嵩阳书院藏书楼藏书来源比较广泛，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皇帝赐书。一些帝王为了显示自己崇儒重教的文教政策，鼓励和控制嵩阳书院，常常赐书给书院。如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赵匡义赐给书院九经书疏作为教材。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赵恒又一次赐给书院九经、子史诸书。第二、私人捐赠。清康熙十三年(1684年)，河南巡抚大中丞王日藻慷慨捐俸银，为嵩阳书院建造规模壮观的藏书楼。楼成，全国各地驿送经书，以充楼藏，供学者阅读。第三、购置书籍。嵩阳书院利用平时节约下的经费，购置大量书籍。第四、刊刻书籍。大凡书院都有刊刻书籍的传统，嵩阳书院也不例外，在清初藏书已达数千册，颇具规模。
嵩阳书院的教学特色
嵩阳书院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教学方面，有着完备的学规、学约、学则，先后汇集了大批著名学者，并且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讲学是书院的主要活动，一些名人学者也借讲学或游学之际，交流学术思想、研究学术问题，共同推进书院的发展。这也是书院教育长盛不衰的—个基本原因。
1 书院的教学性质
宋代的嵩阳书院，是由私人捐资兴建，并主持书院一切事宜。虽然朝廷给嵩阳书院赐九经、拨学田、修院合，但其主体尚属私办。由于属私学，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期和全国其他书院一样，其目的一是为了避免战乱的影响；二是学者为了追求隐居生活。
明清时期嵩阳书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官、私兼办。明嘉靖年间，登封知县侯泰兴建嵩阳书院。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重新修建书院，由耿介等学者先后任长，主持一切事务，并捐资金，扩建而成。捐资者多为提学使、学道、抚院、巡抚、知县等重要官员，学务常受其监督，失去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2 书院的教学内容
嵩阳书院自五代、北宋至清代的讲学内容是以讲理学、经学、考课为主要内容。其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教法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听后进行讨论，各抒己见，具有学术报告会的性质。学生平时还要写日记，其内容是学习心得、体会、质疑等。日记要求实而不伪，有重点而泛泛其谈。随着西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同时遵从耿介“日用伦常为实际”的教导，清代嵩阳书院增添了适应时代的讲学内容。耿介的高门弟子景日畛不但擅长经史之学，还对医学有专门研究，有医学名著《嵩崖尊生》流传后世。
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以传播理学著称。宋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曾在嵩阳书院讲学，讲学期间，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摄取佛教、道教中有益成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世称“洛学”，与濂溪学派的周敦颐、关中学派的张载、闽中学派的朱熹共称为宋代理学“四大学派”和理学“五子”。王日藻《嵩阳书院碑记》载： “两程夫子应期而出，先后提点嵩山崇福宫，昌明正学，于是濂洛关闽递接薪传，俾尼山之渺旨微言，昭昭若揭日月，则诸儒之功诚不容泯灭也。”理学的出现，是理论思维深化的表现，也说明中国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程朱理学”自宋到清，对朝廷和社会影响很大，被奉为官方哲学。
为继承宋代嵩阳书院传播理学的传统，清初嵩阳书院强调人的品德修养。窦克勤在“嵩阳书院志·序》中说：“古之学者实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
行之功，以求尽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昼夜孜孜，自幼至老，服习驯致，故能内而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几乎参赞位育之极功。后之学者但为诵读口耳之学而已。其于圣人教人之意失矣。”耿介《嵩阳书院讲学纪事》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七日，嵩阳书院藏书楼落成，时任登封知县王又旦讲学其间，他在《藏书楼讲语》中明确提出，“自古学宫之外，有书院之设，原是要学者从身心性命处体究，以为圣为贤自期，异日当有用于天下国家，不可徒务章句口耳，为博取功名之地。”
3 书院的教学方法
嵩阳书院历代都是由学识渊博、通达经籍的教育家和学者主持讲学事宜。宋代的二程，不但是通达孔孟经学的名儒，还对孔孟的“易经”等进行注释，更进一步创建理学流传后世。清代嵩阳书院的讲学，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院长耿介主张学生以自学为主，制订了《为学六则》。一日立志：“人生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读书做人要有志向，不能“因循怠惰，随俗浮沉”，愧对天地的馈赠；二日存养：“志者，心之所之也。”既然在心中立志了，就要“操存涵养”，因为“人之心性，敬则长存，不敬则不存。”如果不时时提醒和整顿自己，则易“为私欲所蔽”；三日穷理：能够做到存养此心，而后“须用学问思辨功夫，穷尽天下至善之理，”并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四日力行：行动不一定非要在穷理以后，在立志、存养的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有行动。“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非知之难，行之难也”；五日虚心：在行动中会有失也会有得，可贵的是能够向师友学习、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则学问之益，日异而月不同也”{六日有恒：“为学功夫，最怕间断”，更“不得欲速助长”，要持之以恒才能达到圣贤境界。
嵩阳书院的讲学还采用了“会讲制”等教学方法。“会讲”是嵩阳书院讲学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清初学者耿介主持嵩阳书院，延请中州名儒诸多人士前来观摩与讲学，相互争辩论证学术。先后聘请李来章、冉觐祖、窦克勤、林尧英、贾之彦、张沐、王泽溢、陈熔等人主讲。还将奉命到中州视学的吴子云、徐乾学等官员请到书院讲学，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耿介还同这些学者质疑问难。徐乾学《嵩阳书院记》载：“先生(耿介)乃不自足，尝质疑于上蔡张先生沐、睢州汤先生斌。”吴子云《嵩阳书院讲学记》中亦说：“余过之，先生(耿介)方坐皋比，列生徒质疑问难于其前，余亦得微聆其绪论。”
根据《嵩阳书院志·辅仁会约》规定，每月按时约集诸生一堂，初三课文，十八讲学，风雨无辍。知县张±熏等于会业时，还亲自抽批作业。除书院每月一次经常考课(书院自行考课)外，知县张螵、张沐等，还每月选定吉日，到书院讲学，并代表官府进行考课，以选拔优秀生员。
4 书院的管理职事
嵩阳书院在五代、北宋时期的管理组织比较简单，只是由主持人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组织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
在行政管理方面：书院教学、行政管理的总主持人称“山长”，或称院长、洞主、教授；书院设有“敬义”“博约”两斋分别管理学生，并从优秀生徒中选出“斋长”，协助山长从事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设“首士”负责管理嵩阳书院的院务，包括启馆(开学)、放馆(放学)、迎送山长、生徒管理、经费收支、房合修缮等事务。由“掌祠”负责掌管祭祀活动的香火、祭器、供品、礼仪的准备和管理。“掌书”负责藏书楼图书的保管和借阅。
在教学方面：“讲书”原为学官名，被嵩阳书院沿用，主要负责课程的讲解。“经长”是由山长从生徒中选出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堂长”也是从生徒中选出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
另外，嵩阳书院还有门守、火夫、采樵、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工役人员。
古代嵩阳书院的管理职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避免人浮于事的冗滥现象；二是学生直接参加管理，嵩阳书院中许多职事如斋长、经长、掌书等都是由学生担任，提高了学生管理能力并减少不必要的管理人员，三是对任职事者，凡不称职者马上替换，或是按季、按年更替，这对提高嵩阳书院的管理水平是大有益处的。
5 书院的学规
据《嵩阳书院志·辅仁会约》记载：①每月初三日一会嵩阳书院，不另行通知，早晨集齐，依次入座，须“体貌严肃，精神收敛”。出命题作文两篇，要求学生“沉静构思，心志专一，文益精妙”；②集会中崇尚节俭，日用饮食要求“围坐多不过八器”，且不能饮酒， “恐乱精神”，③学生“所读之书大约以《孝经》Ⅸ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及Ⅸ通鉴纲目》等书为主。”并且要事先定好课程计划，不至于间断。鼓励学生在发愤忘食中学习，尝到乐以忘忧的滋味；④“每月十八日一会嵩阳书院”，讲课一次，并“就一月来所读之书”的认识和体会，进行集体讨论，鼓励学生相互启发；⑤注重学生的品行发展，人人都有私欲，但只要“能克去己私，便是光明俊伟圣贤路上人”；⑥“每当会时，凡我同人，一月内言行得失互相点检，善则称美，过则规正”，教导学生严于律己，相互观善规过，常常反思自己的行为。
嵩阳书院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师生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相处融洽，感情深厚。耿介《嵩阳书院送李礼山先生归省》诗中，回忆了共同探讨学问时的情景，“有时坐川上，清风披绿筠。有时到叠石，幽壑郁长林。谈道而讲德，荏苒经十旬。”同时也道出分别时的伤感，“临岐何所赠，把袂不忍分。”
6 书院的经费
嵩阳书院的经费主要是靠学田供给，每年收取夏租和秋租。据《登封县志》《嵩阳书院》记载，仅清康熙年间嵩阳书院拥有学田累计达1427亩。这是嵩阳书院得以长时间持续不衰的重要原因。学田的来源主要是个人捐赠，也有政府拨给。经费主要用于所聘教师、工役人员的薪金、生徒的膏火费(奖学金)、书院的维修费、祭祀费、购置图书费、师生伙食费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的费用等。《嵩阳书院志·学田》记载说“今书院初建，诸事草创，谨竭力置田二百亩，为来学薪水灯火之资。倘有同心踵而增之，谅亦懿德之好也。”经费的“一切支销俱敬恕堂开，有清历存查。”
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至清末的970余年间，总结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如因材施教、愤启悱发、循序渐进、激疑设问、观摩教学、寓教于乐、施教于乐，好恶有常等教学原则和方法，对教育教学都有着积极地借鉴意义，使书院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培养出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学、音乐等方面的人才，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书院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而嵩阳书院犹如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中州教育史上熠熠生辉。
